一九九二年九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刘望龄教授南下就职。临行前，教授送给我两本新作——《黑血·金鼓》。当时，他无不感慨地对我说：“我太忙了，否则，我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你的祖父。”那时，我也很忙，又是古文和史学的“门外汉”，听刘教授如是说，除了为祖父感到光荣外，也只有感慨。

 

刘教授的《黑血·金鼓》记述了1866年至1919年五十几年间湖北报刊史事，尤其重点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后十几年中报刊舆论史料。在这本书中，提及我祖父竟达十多次，其中还全文介绍了他的两篇论文（《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共和党之自矢》）和一组诗（《公报周年感赋》四首）。

 

近年来，我终于有时间学习一些历史知识了。在仔细研读了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后，我才明白祖父与《中华民国公报》的历史渊缘。

 

祖父张祝南，字肖鹄，诗人，著有《峭谷诗稿》五集，载诗七百五十余首。祖父于一九○六年考入两湖师范学堂，在校期间结识了革命党人，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于武昌首义前加入共进会，进行秘密革命串联活动。起义爆发后，即与同学志士一起参与创办了《中华民国公报》，任副主笔。此外，还在军政府内务部总务科任副科长。起义成功，祖父难以抑制极其兴奋的革命激情，拟就一副对联张贴在报馆门首，“上联是：‘与民公好恶’，下联是：‘为国报平安’，横批为：‘光复中华’。简明扼要地揭示出该报的宗旨，又天衣无缝地将‘中华民国公报’六字嵌镶其中。”①白天，祖父在军政府办公，晚上到报社撰稿。他用他的笔，撰写《说反清》，讨伐腐朽卖国的满清政府；撰写《说民国》，满腔热情地讴歌民主共和新政权；写檄文，鼓动各省积极响应武昌起义。

 

武昌首义后，清廷震恐，派重兵压境，企图一举剿灭武昌义军。霎时间，乌云压城城欲摧，武汉军民为抗击强敌，前仆后继，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阳夏保卫战。虽有部分“领袖人物”临阵动摇、弃城而逃，但是，祖父与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坚守武昌城，他深信，只要用孙中山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宣传并鼓励军民，就可“一纸檄书师十万”，因而他“满腔心血夜三更”②地用笔和纸鼓舞起义军民的斗志。武汉军民以牺牲万人的代价，以弱御强地坚持斗争，赢得了全国各地举义支援的宝贵时间，最终促使统治中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土崩瓦解，使民主共和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破坏必速谋建设，建设之始，”是要研究“大总统之职任”。③是要推举真正有孚众望、能担重任的领袖人物来掌控中华民国的新政府。然而，自武昌首义后，与许多志士一样，祖父渐渐陷入迷茫：一些旧政权的代表人物纷纷出来，占据了军政府的重要职位；有的起义前后叱咤风云、受人景仰的革命党领袖人物竟与他们相互呼应，他们占据高位，视权利为私有、视党人为仇敌、视钱财如生命、视民生如草芥……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某些领袖人物忘记了自己曾经深受孙文学说所嘉惠，竟与那些旧政府的代表人物沆瀣一气，极力诋毁孙中山先生。祖父认为，这些“领袖人物”，虽“功高盖世”，那些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虽咄咄逼人，却都不可能担负起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重任。而孙中山先生作为誉满中外的“中华第一伟人”，是“推倒满洲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之原动力”，是“革命家之代表、建树共和国之先声”，他“提倡民族主义，拒抗满廷，困苦流离，日以铁血之苦心唤醒我民族，甘自刻厉，……无系念权利之心”，“中国后来之秀，无不受其学说所嘉惠”，他“飘流海外，数十年如一日，而其苦心孤诣，无非为救我民族脱异种无理之专横，不惜一己之身家性命，以求达其目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舍孙逸仙外匪异人任也”④！于是，祖父于各省代表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前夕，“不顾（《中华民国公报》）馆内拥袁之约束，撰发论说《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公开支持孙中山。”⑤

 

然而，虽然孙中山先生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由于在革命党人中，他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权威，也没有在革命队伍中组建一个坚强有力、健全统一的，具有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相反，各种思潮泛滥，党派林立，各种帮派势力盘根错节，相互攻讦，从而大大损耗了本来就相对弱小的革命势力。而以袁世凯为代表反动派，纠集了旧政权遗留下来的一切反动势力，充分利用了革命党人的弱点，与混入革命阵营中的旧势力相互勾结，对革命者软硬兼施，最终篡夺了革命政权，摘取了革命果实。正如一位革命者哀叹的：“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⑥这样，在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以后，千千万万革命党人和支持革命的民众并没有赢得新政权带来的民主自由，得到的却是新型的封建加强权的梏桎和枷锁。更有甚者，反动势力借“革命”和维护“民主共和”政权的名义，向辛亥革命功臣举起了屠刀。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八月，黎元洪与袁世凯狼狈为奸，捏造罪名，杀害了革命元勋张振武和方维。

 

早在当年二月，“《中华民国公报》社内部开始发生分化，部分革命党人对《公报》言论日益右倾表示不满，形成反袁、拥袁的文章同时并刊的混乱状态”。同时，因“不为保黎（元洪）一派所容”，不满于“《中华民国公报》日益背离革命宗旨，成为‘民社’在汉言论机关，主笔张越愤而辞职”，⑦并于两个月后在汉口创办了与《中华民国公报》针锋相对的《震旦民报》。不久又邀请《公报》的副主笔——我的祖父去《震旦民报》“襄办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