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上午10时，“冯氏捐藏馆”开馆仪式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与其长兄冯天琪、四兄冯天瑾将冯氏两代珍藏文物近400件捐献给武汉大学，这是继1978年冯永轩老先生将古钱币数百件捐给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之后的冯氏第二次大规模捐献活动，体现了冯氏两代对教育及学术事业的奉献与鼎力支持的大家风范。

冯天瑜教授向众人展示梁启超、王国维赠予其父的书法作品

　　开馆仪式结束之后，众人参观设于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冯氏捐藏馆”。本次先期展出90余件藏品，包括秦半两、汉五铢及历朝通宝等古钱币。唐人写经、清代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墨宝，清代书画大家王翚、翁方纲作品，民国闻人张大千字画及其老师清道人、梅道人书法，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手书。冯永轩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黄侃所赠条幅。饶宗颐、欧阳中石、姚雪垠、程千帆、周韶华、汤文选等赠冯天瑜条幅历史文化价值极高。

　　下午14点，冯氏学术源流座谈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举行。座谈会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教授和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教授分段主持，严昌洪、罗福惠、何晓明、周积明、刘玉堂、张艳国、涂文学、何卓恩、陈文新等硕学鸿儒指出：冯永轩、冯天瑜父子两代学人秉承清代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的观点，又得清民之际学术大师梁启超、王国维教导，形成了典雅学风以及贯穿其间的经世情怀。

　　冯天瑜教授在此基础上，吸收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新民本思想，借鉴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加深对章太炎平视诸子、俱分进化思想，贯通中西，达成中华文化史的体系构筑，并创造性地阐发中华元典精神，对封建制度作出深刻辨析，追求在科学论证之下还原史实，并总结规律，具备了通学气象和当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担当。

冯天瑜教授总结自己的学术人生

　　座谈会的最后阶段，冯天瑜教授发表简短讲话，谦称自己为“普通、平常的学人，少有原创性成果”，只承认自身的两个优点：一为热爱历史学，二为勤奋无懈怠，此外并无其他可称道处。谈及自己的家事。冯天瑜教授略述了冯氏“远权贵，拒妄财”的家训，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冯氏学术源流座谈会合影

　　藏品选粹

　　梁启超赠冯永轩对联，书宋词集句。1924年春夏，梁夫人李蕙仙（1869—1924）病重住院，先生陪护数月间，从随携《宋词选》中择句，组成联语二三百副。此后数年，手撰集句赠送友朋、弟子。冯永轩1926年从清华研究院毕业时，梁先生所赠，正是其中之一，上题“永轩仁弟”，落款“梁启超”，记时“丙寅四月”，白文名章“新会梁启超印”，白文闲章“任公四十五岁以后所作”，上联“遥山向晚更碧”（北宋词人周邦彦句）；下联“秋云不雨常阴”（北宋词人孙洙句）。

　　王国维条幅，撰东晋陶渊明《饮酒诗》之一，上题“永轩仁弟属”，落款“观堂王国维”，白文名章“静安”，朱文名章“王国维”。冯永轩先生在国学院的研究题目为“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毕业论文“匈奴史”由王先生指导。

　　高昌出土唐人写经。题签“中书令臣魏徵重译妙法莲华经卷第五 贞观六年二月十六日”的长卷字幅，曾被推测为后世抄本。后次经认真考辨，特别是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获得的唐人抄写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作比较，发现二者的材质（硬黄纸）、书写格式、字形都十分相近。敦煌、吐鲁番（古称高昌）文书除被斯坦因等西方人运走外,尚有散留民间者，冯永轩先生1935—1936年间在新疆以“编译委员会委员长”身份获得一件，当在情理之中，自此他将其视为最重要的藏品，多次邀学者题跋：抗日战争期间在鄂东，国学大师王葆心撰“高昌出土唐人写经”横幅；在安徽，1945年文物学者孙百朋作跋；抗战胜利后任教西北大学，1947年请西北大学历史系关百益教授题词；回武汉后，1953年又有篆刻大家唐醉石题词。这些精研文物的学者都仔细观摹过该写经，认定其可靠性。综合以上，初步判断高昌出土墨绘纸本为唐人写经，是冯氏藏墨中历史最久远的一件。

　　1938年秋日寇侵占武汉前夕，冯氏举家乘木船东下黄冈山区避难。在鄂东山区期间，冯永轩先生与避居罗田的国学家、方志学巨擘王葆心（1867—1944）时常切磋鄂东史地及西北文献诸问题。

　　左宗棠（1812—1885）率楚军平定阿古柏（约1821—1877）、收复天山南北两路时留下的手书对联：“山高水长中有神悟 风朝雨夕我思古人”，词意深远，笔力猷劲，气象雄阔，字幅多油迹，估计是新疆人吃手抓羊肉时沾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