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汪精卫在中国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中领导地位都比较高，他作为内奸和特务，有很大的隐匿性，他不仅祸害北方的革命和革命军，南方的革命，他也不放过。在黄孝战役中，他多次以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名义，配合满清和袁世凯，坑害南方的革命军。1912年1月1日，清军在黄孝战役中，被革命军包围在武汉近郊，汪下第一道停战令，让清军舒舒服服地走出了包围圈；1911年1月16日，清军第二次被革命军包围了，汪精卫下第二道停战令，革命军停战了，清军不但不停战，反而向李烈钧领导的革命军第二军发起了猛攻，革命军第二军措手不及，被清军100多门大炮轰击，革命军第二军死伤惨重，已占领的阵地全部丢失，革命军第二军被迫被清军从三汊埠撵到祁家湾，如果不是革命军总预备队增援一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营，革命军第二军差一点全军覆灭，这是血的教训。当革命军上了2次当后，革命军明白是汪精卫故意坑害革命军。等到他下第三次停战令时，大家根本不听他的鬼话，黄孝战役就打赢了。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大总统的宝座后，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深感汪精卫斡旋之力；并明令为汪精卫授勋（见团结出版社 程舒伟、郑瑞峰著《汪精卫》第43页）。

　　汪精卫既是国民党宣传部长、党的主席，又是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后来是汪伪政权的主席。汪精卫长期控制着全国的文化、宣传、教育部门。他给辛亥革命定的调子是，辛亥革命失败了，说白了就是汪精卫没有抢到“凳子”，汪不好意思说自己没有抢到“凳子”，就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没有抢到“凳子”。汪进一步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全国人民都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是麻木低能的；革命军都是立宪派、旧官僚、反动派；真正搞革命的，只有象汪精卫这样的投降派和各地的土匪黑社会，而“革命党人”依靠的就是各地的黑社会，各地的黑社会——汪精卫认为是最革命的。“革命党人”领导黑社会的办法是，象湖南焦达峰一样做黑社会的老大，搞黑白两道通吃。汪精卫认为黑社会平时在社会上开赌场、开妓院、贩毒、开鸦片烟馆、勒索商户收保护费，是在“为革命”筹集经费。一旦发动暴动，黑社会的人就会实施“烧光、杀光、抢光”，只要看见一间民房没烧、一个老百姓没杀，汪精卫认为就是革命不彻底。“革命党人”鼓励黑社会参加革命的办法是“买凶杀人”，搞“放火屠城”，选择的地点是革命军占领的地盘；而满清、北洋军盘踞的地方，黑社会一般不去，因为汪精卫告诉过黑社会，满清、北洋军、八旗军强大无比、天下无敌，“革命党人”上去多少、死多少；汪精卫跟黑社会讲，革命军和人民群众都是傻子，在革命军占领的地盘上去烧杀掠抢，我会跟孙中山讲，你们都是“革命党”，反对你们搞烧杀掠抢的，都是反革命。汪精卫怂恿土匪黑社会，在革命军占领的地区屠城，革命军和人民群众也没有那么好骗，革命军和人民群众奋力反抗，这些土匪黑社会哪是革命军的对手？肯定被革命军消灭了。汪精卫说，被革命军消灭了的土匪黑社会，是“革命烈士”，比如湖南黑社会的龙头大哥焦达峰，被革命军打死了，汪精卫以孙中山的名义，给焦达峰授予“大将军、革命烈士”的称号。国民党在汪精卫统治时期，给湖南授的辛亥时期的“烈士”，全是焦达峰黑社会的某某堂口大哥、龙头大哥等，某某堂口大哥、龙头大哥，一看名称就知道是黑社会的。

　　真正在湖北前线与清朝北洋军作战牺牲的湖南革命军，例如湖南革命军第一镇第二协协统刘玉堂，刘玉堂所部在汉阳、汉口最危急的时刻，即扁担山、仙女山等4座小山全部丢失的情况下来到湖北的。本来龟山是汉阳的制高点，只要控制了龟山和汉阳城，依托龟山和汉阳城，居高临下，仍然可以压制清军，因为汉阳城的城墙相当坚固，炮弹打不穿，有“铁门关”之称。而龟山是整个汉阳最高的一座山，比扁担山、仙女山都高，完全可以居高临下地攻击清军，而刘玉堂部是湖南巡防营的精锐，有3千多人，所有人都配备有“汉阳造”步枪，而且装备了巡防营很少见的10多门山炮，这个旅的装备虽不及湖南独立混成第二协，却已经超过了王隆中的49标。刘玉堂部有多年的剿匪经验，他们与赵春廷部、甘兴典部联手，累计在湖南各县，消灭焦达峰的土匪黑社会不下1万人，是湖南著名的剿匪劲旅。如果把他们放在汉阳城内作为预备队，与退下来湖北革命军以及与湖南退下来的王隆中、甘兴典部联手，坚持1个月以上不成问题。有这1个月的时间，各地的援军会源源不断地到达湖北，有汉阳城这个基点存在，守住整个汉阳城，没有问题。黄兴、李书城非要刘玉堂部出城打扁担山，结果刘玉堂部在扁担山下，遭到扁担山上清军密集炮弹的射击，刘部付出重大伤亡，才占领了扁担山。刘玉堂部攻占扁担山后，黄兴、李书城也不派部队支援，致使刘玉堂部成了一支孤军。第二天遭到清军2个师的围攻，此时刘玉堂部与清军的兵力、火力之间的比是1:10，黄兴、李书城也不下令撤退，反而命令他们死守。血战整整3天，刘玉堂部官兵大部分人阵亡，只有少数人冒死突围退回湖南，该旅将士，包括旅长刘玉堂在内，几乎全旅牺牲，没有一个人投降，前后4次击退清军集团冲锋，冯国璋在给隆裕太后的奏折中承认，冲锋的清军，4次把龙旗插上扁担山，4次被湖南的军队打下来了。冯国璋说，清军打刘玉堂部，是打整个汉阳中损失最大的一次。扁担山从山上到山下到处都是清军、革命军的尸体。这一仗证明，刘玉堂部不愧是湖南革命军的劲旅，如果把他们放在汉阳城，绝对能发挥大作用；结果把他们放在扁担山，王牌部队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他们的牺牲，不是官兵不努力奋战，而是领导指挥有误。但被汪精卫骂做“没有用，丢了革命党领袖的脸”，不但没有一个人被授予烈士称号，还造谣说，刘玉堂部是旧军人、立宪派、打焦达峰及其手下黑社会的凶手。

　　湖南革命军独立混成第二协，在黄孝战役中连克蔡甸、新沟、孝感、端了段祺瑞的司令部。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共计12万人，趁机全线大反攻，打得清军第一军死伤惨重，革命军占领整个湖北，大获全胜，迫使段祺瑞率部反正，隆裕太后被迫宣布清帝退位。对于黄孝战役这样大的决定性胜利，汪精卫宣传部门一字不提，还说黄孝战役没有；说辛亥革命，是清朝胜利了；造谣说，由于清朝、北洋军太厉害，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于是在汪精卫帮助下，孙中山把大总统的“板凳”让给袁世凯，袁世凯一个人推翻了清朝。最后得出结论是：辛亥革命只有袁世凯和孙中山是有用的，革命军和人民群众都是没有用的；辛亥革命依靠的是“革命党人和土匪黑社会”，所以评“烈士”只有革命党人和土匪黑社会有资格，除此以外，一般人都没有资格。

　　辛亥革命时期汪精卫不仅在湖南这样搞，他在全国都是这样搞的，这样搞的结果，全国土匪黑社会激增，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以至于象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样的黑社会，还成了名人，与蒋介石、汪精卫关系密切；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人经常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家去吃饭、办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许多政策都是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同意后，才发布的。全国好多地方的土匪黑社会被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等人任命为伪军、反共救国军的师长、旅长、司令、县长、特派员等，组成“伪军、反共救国军”，长期与解放军对抗，解放军不得不花大力气去剿匪。电影《湘西剿匪记》、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都反映了在蒋介石、汪精卫的扶持下，湖南土匪、黑社会猖獗，长期与解放军对抗，这些土匪黑社会钻山沟、搞破坏，袭击新生的人民政权，导致共产党湖南地方干部损失惨重，有的县委干部、当地解放军驻军、公安干警几乎被杀绝。解放军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下，花了几年的时间，牺牲了许多解放军，才把湖南的土匪、黑社会消灭。如果不是蒋介石、汪精卫这样扶持土匪黑社会，而是在湖南一直坚持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南革命军的剿匪政策，怎么可能让湖南的土匪黑社会发展到如此猖狂的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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