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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鄂军都督府”旧址纪念馆的大门上,每天张挂的两面“九角十八星旗”,往往会使到此观瞻的人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历史肃然起敬。九角十八星旗亦常被人称为“铁血十八星旗”或“首义之旗”,该旗不仅庄严美观,而且寓意深刻,寄托了当年反清革命党人对民主共和的理想追求:即唤醒全体国人团结起来,拿起武器用鲜血与生命去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
1911年5月的一天,反清革命团体湖北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刘公先生,在武昌正卫街自己刚购买的公馆里(旧址在今武昌区昙华林32号),召见了湖北中等工业学堂(遗址在今昙华林的武汉市第14中学内)的三位学生,他们就是该学堂电机系的赵师梅、赵学诗堂兄弟俩和机械系的陈磊(即陈潭秋同志的五哥,字树三,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陆军部工作时殉职),这三位都是共进会学生会员中的骨干,比较熟悉绘图并自备有绘图仪器,刘公先生向他们郑重布置了秘密放大绘制“首义之旗”的光荣任务。随后,刘公先生拿出共进会几位领导人在日本东京研究确定的“九角十八星旗”小图样,并阐明了该旗图案的意义和尺寸要求:即旗面的红色象征鲜血,黑色象征武器,寓意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铁血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9个尖角代表赤县九州,18颗黄色圆星代表关内十八行省,黄色代表炎黄子孙,寓意这是全民族的大革命。同时,刘公先生还要求他们三位必须赶在暑假前后完成20面旗帜的制作全过程。
武昌昙华林32号的刘公先生公馆旧址
三位学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首先是将样旗按要求做成纸型,在送经刘公先生认可后,再在红、黄、黑色的布片上依样放大裁剪。当时制旗所用的布料只有白布一种,于是,刘公先生便派人到武胜门正街(即今昙华林历史街区的得胜桥北段)刘天保药房,购买了籐黄等颜料回到公馆内秘密染色。三位学生在每天下午上完课后,就马上赶到刘公家吃晚饭,饭后便开始埋头苦干,直到夜深才回土司营(即今昙华林历史街区的棋盘街北段)的租赁房中就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即完成了绘制、放样与剪裁的任务。然后由共进会骨干邓玉麟先生在武胜门正街秘密找了一家稳妥的裁缝铺,而且每次都是在店铺打烊后,才偷偷地夹送两面旗料去缝制加工,等两面旗帜做好取回后,再送去两面旗料,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总共缝制完工了18面九角十八星旗。这18面准备参加武昌起义的旗帜,先后被秘密分送到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机关和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存放。最后送到裁缝店的两面旗料因旗杆套未做好,则留在了裁缝店继续缝制。就在秘密制旗期间的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这两大反清革命团体在武昌胭脂巷11号的胡祖舜家,召开了起义前的联合大会,会上正式确定了以九角十八星旗作为武昌起义时各革命团体统一使用的军旗。
1911年10月9日这一天,原武昌日知会会员、时任共进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先生,在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楼上检试炸弹,因不慎而引起燃爆事故,致使孙武先生身受重伤。同在事发现场的共进会骨干、孙武先生的结拜兄弟、曾经是基督教博学书院(今武汉市第四中学)足球队的铁腿球王李次生先生当机立断,顺手拿了一面九角十八星旗为孙武先生包扎,然后背负孙武先生紧急转移。他首先背到德租界一码头的同仁医院进行简单治疗后,接着又背到汉口共和里11号的李春萱家密藏医治。在燃爆事故发生后,俄租界巡捕闻声而来大肆搜查,并且还将此事火速向清廷的湖广督署和湖北巡警道进行了通报。就在这天晚上,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机关受此牵连被清吏查抄,因此,在共进会和文学社这两大反清革命团体机关所存放的九角十八星旗、名册、印信等准备起义用的物品都落入了敌手。这时,文学社主要领导人、已被预推为起义军总指挥的蒋翊武先生不得不远避湖南,从而引起革命同志人人自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