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走江淮，西去梁汉，南径荆襄，北驰陈蔡汝颍”，教科书上所说的九省通衢之地，自然便是这华中重镇武汉了。黄鹤楼、东湖和武昌首义遗迹群；热干面、鸭脖子及鲜活的武昌鱼，更让这座历史名城令人神往。不过，武汉的风采似乎不止于此，在日寇铁蹄进犯，民族危亡之际，武汉也曾作为全国军事中枢近一年之久，当仁不让的在中国抗战名城的铁血榜单上占有重要一席。

　　冬日里的武汉大学料峭亦不失俊秀，我们由古城西安而来参加一个关于抗战的会议。会议结束，自不能轻易离开。比那些名胜古迹更吸引我们的，当属这里为数众多的抗战遗迹。

　　抗战期间我国不少地方都为纪念殉国烈士而建有“忠烈祠”，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南岳（衡山）忠烈祠。在西安的革命公园也曾这么一座，可惜早已湮没无迹了。然而，武汉的忠烈祠却保存了下来。史载，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第十八军工程营在其驻地一侧建筑烈士祠，意在表彰先烈、供奉阵亡抗日将士。如今，这座祠堂就矗立在武汉阅马场蛇山南麓，一座牌楼面街而立，“烈士祠”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踏入大门，身后的车水马龙瞬间消失了，沿路向前拾阶而上，青瓦白墙、庄严肃穆的主祠映入眼帘，祠内正堂居中牌位上书“铁血忠魂”，左右对联为：“先贤捐碧血长留浩气壮江山，大泽振天声不朽丰功昭日月”。正堂西侧墙壁镌刻着武昌首义烈士名录，东侧则刻有抗战中牺牲的4034名将士的名讳。据说当年战况惨烈，祠堂落成后，几乎每天都有前方阵亡官兵的灵位入祀。我们驻足凝视，墙壁上的第一个名字，竟就是中国空军“四大金刚”之一的李桂丹。武汉会战中，他和中苏空军的战友一起鹰击长空，以生命捍卫了祖国的蓝天，殉国时年仅24岁！而在太原会战中壮烈成仁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将军、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将军的名字，也赫然镌刻在墙体之上。这里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沉重的悲壮……。离开时，面对主祠上方“浩气长存”匾，我们以军人的方式向先烈们庄严敬礼。

　　出生于河北藁城的郝梦龄将军，和武汉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前缘。1937年卢沟桥抗战爆发，本在四川大后方的郝梦龄立即请缨北上，途经武汉时，他与子女告别留下遗嘱：“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荫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哪知一语成谶。太原会战爆发后，郝梦龄军长临危受命，兼任中央兵团前线总指挥。10月15日，郝梦龄亲抵火线率部反击，不幸为日军机枪击中，扑倒后仍大呼杀敌，而后壮烈殉国，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阵亡的第一位军长，其时年仅39岁！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运抵武汉，十数万楚天父老，自发恭送这位生于河北、逝于山西的民族英雄最后一程，并用最高礼遇接纳其于卓刀泉伏虎山。如今，将军的墓地幽静庄严，我们轻轻的拂扫墓碑，而后献上两束洁白的小花，并默默地三鞠躬。回来路上，谈到电影《太行山上》，台湾演员刘德凯饰演郝梦龄，在反攻前那一句“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无疑是对将军忠勇最好的注解。

　　太多的牺牲、无言的肃穆、不尽的感动，让我们心绪难宁。好在胜利最终属于我们！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18日，第六战区在武汉正式接受日军投降。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就藏在一片静谧之中。步入堂内，高悬着十字交叉的各式五彩旗帜似乎仍在向人们宣示着那时的热烈和欢悦，而居中一张宽大木桌上整齐的摆放着两排桌签，只不过一方是饱经困苦但砥砺坚持的胜利者，一方是曾经趾高气扬但终究倾覆败亡的请降者。我们一眼便看到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将军的名字，而受降堂畔那方受降碑的碑文，亦为将军所书：“蔚如奉命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众廿一万签降于此。”孙蔚如是陕西西安灞桥人氏，是陕军抗战的杰出代表之一。看到他的名字，作为同乡和后辈军人的我们当然别有一番感触。更巧的是，我们与孙蔚如将军嫡孙孙源先生亦是好友，常居西安的小孙先生未到过武汉，神往已久，于是便将照片微信发去，那边则询问再三，不外乎受降堂及他祖父的诸般细节。激动之情，千里之外亦能体会。

　　时光匆匆滑去，转眼已入夜，经友人引荐，我们与湖北著名抗战学者卢纲先生共进晚餐。卢兄家传渊源、博学儒雅，令人钦佩。特别当得知是他首倡将蛇山南麓的“湖北省图书馆旧址”建为“湖北抗战纪念馆”，更是肃然起敬。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图书馆，1938年中国的最高军事指挥中枢——军事委员会就曾设立在这里。这段历史的承载的确不应被忽视。假若卢兄的建议可得实现，那么在中国抗战纪念场馆行列中，必将增添一座新的地标。

　　告别卢兄后我们沿江漫步，极目滚滚长江，心潮澎湃。

　　愿战争不再，和平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