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南京临时政府

　　武昌首义和各省相继独立后，筹建中央政权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由于张謇等立宪派的插手，一度形成武昌集团（以黎元洪为首）和上海集团（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上海都督陈其美为首）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都想建立以己方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湖北到底是首义之地，上海集团也不能忽视湖北的地位，于是提出了“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所以湖北军政府曾行使过中央政府职能，武昌一度成为中央革命政府所在地。

　　1911年11月中旬，湖北军政府和苏、浙、沪都督分别致电给各独立省份，提出选派代表赴武汉与上海共商组织全国性的临时政府。11月12日，上海方面以苏、浙两省代表的名义，电请各省代表（光复各省为都督府代表，未光复各省为旧咨议局代表）赴沪开会。15日，上海、江苏、福建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因为黎元洪也通电各省速派代表来鄂开会，于是出现了浙、苏、闽、湘、直、鲁、豫、沪等省区代表在沪开会，而赣、粤、桂等省代表却在湖北的局面。后经武昌方面力争，上海会议于24日议决会议移往武昌继续召开，但每省各留一人驻沪，以联络声气。30日，各省派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内举行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权。12月2日，各省代表会议在谭人凤主持之下，制定并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设立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和行政各部。12月3日，又议定如袁世凯反正则举为临时大总统。正在这时，江浙联军攻占南京， 4日代表们提议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移至南京继续开会。上海方面同时擅自召集留沪各省代表开会，议决临时政府设南京，并选举黄兴、黎元洪为正副大元帅，由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12月12日，各省代表会在南京正式开会，选举汤尔和为议长。由于黎元洪通电反对，各代表又于17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黄兴坚不就职。由于在临时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推选上存在着分歧，以致中央政府未能成立。

　　在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相互争斗的背后，共同隐藏着一个“拥袁排孙”、将革命派排除在政权之外的险恶阴谋。他们露骨地叫嚣，组织临时政府“不必定待孙逸仙先生回国”，主张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把他拥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可是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抉择，终究在人民中间通不过。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革命领袖，他缔造同盟会，倡导三民主义，领导民主革命；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改造中国，他进行了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因而赢得人们的尊敬并享有很高威望。孙中山是临时大总统的当然人选。

　　武昌首义之时，孙中山远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当他得悉革命军已经控制了武昌三镇的消息后，决定运用外交手段，争取列强和四国银行团的支持，借此断绝清政府的财政外援。因此，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到英、法等国进行活动。

　　11月下旬，孙中山由马赛登轮归国，于12月20日抵达香港。孙中山在胡汉民等陪同下，于25日风尘仆仆抵达上海。面对立宪派的抢权，孙中山坚决主张建立以革命党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强调革命党必须肩负建设新国家的历史重任。孙中山的回国，提高了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因而受到热烈欢迎。组建临时政府的僵局随之被打破。26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干部会议，在会上被推举为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28日，孙中山集合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29日，到会的17省代表在孙中山、黎元洪、黄兴3名候选人中投票选举首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当选。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由上海赴南京就职，在上海车站出发时受到各界群众万余人的热烈欢送。当日晚，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原两江总督衙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誓词中表示“忠于国，为众服务”，即忠于国家，为人民服务。随即颁布法令，改用阳历，以1912年元旦为民国建元之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它不仅结束了二百多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这是中国人民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斗争结晶，是兴中会成立以来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的胜利成果，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产物。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组成。各省代表会议增选黎元洪为副总统，并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各部部长、次长任命名单。其中黄兴任陆军总长。孙中山在国外时间多，于国内情况不无隔膜，故军政大事，每取决于黄兴，黄兴亦劳怨不辞。但在用人方面，又引起武昌方面不满。鄂籍参议员曾向孙中山建言，宜宠异武昌首义诸将，但未被接受，结果孙武得一陆军次长职位未被允许，而以各部次长予海外归国同志，武汉首义同志反未顾及，实为一大失策，加上汤化龙反而被任命为陆军部秘书长，于是武昌方面大骂“败将逃官，沆瀣一气”，遇事即与南京为难。

　　南京临时政府依据三权分立的原则，按照美国的民主模式建立起总统制的中央政权。临时大总统在国家政权中负有实际政治责任，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在复议、统军、宣战、媾和、缔约等重要权力的行使上，临时参议院虽然具有同意权对总统加以限制，但却并不具有对总统的弹劾权和实际上的制约权。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大总统得临时参议院同意，有设立临时中央审判所之权”。临时大总统以总统府作为办事机构，下辖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等9个行政部和法制、印铸、铨叙、公报等4个直属局，并以参谋本部为总统直辖的军事统帅机构。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包括了一部分立宪派和旧官僚，但它的领导权掌握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同盟会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分别任陆军、外交和教育总长，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根据同盟会确定的“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原则，除海军次长汤芗铭外，陆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各部次长，分别由同盟会员蒋作宾、魏宸组、居正、王鸿猷、吕志伊、景耀月、马君武、于右任担任，各部总长未任职时，由次长代理事务。

　　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1912年1月28日，由鄂、湘、赣、闽、皖、江、浙、川、滇、黔、粤、桂、晋、陕等独立的14省及尚未独立的直、鲁、豫、奉等省选出的参议员43人（每省以三人为限，参议员产生方法由各省自定）在南京开会，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咨议机构行使立法权、财政权、任免权、外交权、顾问权，并设全院委员会、常任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分别负责处理有关事务。同盟会会员林森为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参议员中革命派占绝大多数。湖北参议员为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以全国赋税向华俄道胜银行抵借巨款，刘成禺三人恐失国权，提议反对，遭参议院院长林森当场呵斥，遂当即声称辞职，遽行离开参议院。湖北方面对他们的辞职不予认可。

南京临时参议院开院合影

　　南京临时政府作为全国革命高潮的产物，虽然容纳了不少立宪派和旧官僚，但它并不是一个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的混合体，而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这是因为：首先，执掌这个政府大部分实权的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职志的革命党人，他们无可争辩地处于控驭这个新建政权的优势地位。大总统和陆军、外交、教育三部总长、各部次长（掌实权）都是革命党人。参议院43席中，同盟会员占了33席。其次，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推行的措施，表明它是在力图贯彻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宣告：“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在保护人权方面，通令焚毁刑具、停止刑讯、严禁贩卖华工和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在革除社会恶习方面，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禁止赌博、蓄辫和缠足。在发展实业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等。在文化教育方面，反对尊孔读经、提倡男女平等。孙中山和革命派代表着先进的阶级，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革社会，改革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革命行动。最后，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还集中反映在它所制定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上。

　　为了用法律形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临时参议院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法案，并于1912年3月制定、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初步奠定了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基础，孙中山也希望：“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认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宣布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自由、平等、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确立了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分权制衡”、“代议政治”的原则来构建中华民国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实行内阁负责制，从宪法上限制了总统的专权和任性；同时还确立了法官独立和公开行使审判权的资产阶级“司法独立”原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集中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在当时具有明显的革命性和民主性，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和旗帜，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规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

　　南京临时政府在外交方面，希望将“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但由于它把争取列强的承认作为首要目标，并没有去洗刷满清时代的辱国举措，反而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掠夺的一切特权，承认清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负责偿还外债和全部赔款等。革命派企图以此换取帝国主义承认中华民国，避免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临时政府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军队“嗷嗷待哺，日有哗溃之虞”。它乞求帝国主义国家的贷款，甚至企图以国内大企业，如轮船招商局、汉冶萍公司等作抵押，这无异饮鸩止渴，与虎谋皮。

　　严重的错误不仅在于不敢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体现在缺乏反封建的坚决性方面。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拦路虎。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全部施政活动中，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和措施。甚至由于强调保护私有财产，使不少大官僚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没有变革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就无法真正发动农村中的革命主力军——广大农民群众，也谈不上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由于南京临时政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没有真正贯彻三民主义纲领，使它缺乏赖以支撑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不能不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加上立宪派从内部的破坏，就难以抵挡帝国主义和袁世凯逐渐加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