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门”改名：首义落幕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湖北革命党人奋起反对袁世凯谋杀元勋的罪行。季雨霖、熊秉坤、蒋翊武等人收到田桐带来黄兴嘱其“振奋精神，重新努力”的信函，积极着手讨袁军事部署。在此前后，武汉一反黎秘密组织“军国建设会”事泄，头领遇害。

　　黎元洪慑于湖北倒黎风潮，大量裁撤首义军人，保留的人员也觉得不可靠，“殊不足恃”。如此一来，他想在武汉戒严，军队显得不足分布，希望袁世凯派兵前来镇慑革命党人。而袁世凯面临南方革命党人将欲兴师问罪，也急于派兵南下，“未雨绸缪”。于是，袁世凯与黎元洪在利用北洋军对付南方革命势力上取得一致，4月4日，黎元洪电请袁世凯饬驻信阳李纯部一团来武汉“震慑”。6日，袁世凯便命李纯听候黎元洪节制调遣。此后，北军浩浩荡荡地向湖北开来。

　　为了得到袁世凯的支持，黎元洪在宋案和大借款案上紧跟袁世凯。

　　4月28日，湖北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带头反对违法的善后大借款，各省议会、各政治团体及各地民众，纷纷响应，集会通电，指责袁世凯政府暗杀元勋，擅借巨款，一时形成反对大借款浪潮。

　　然而黎元洪却于5月4日通电就宋案及大借款案为袁世凯辩护，声言：“正式政府，尚未告成，临时政府，自当承认。借款之案，稽之于议院；刺宋之案，诉之于法庭。我等或膺阃寄，或典疆符，或秉言权，或标政帜，均当力持镇静，免蹈危亡。不然，外人方以伻使认民邦，而我等反以移文颠政府，自生自戮，自种自锄，救国之谓何，得毋名与实相乖，而果与因相反欤？”8日，武昌各界拟在警钟楼召开公民大会，反对袁世凯违法大借款。黎元洪竟派武装士兵数百人强占会场，不准开会。赴会者群情激愤，致书省议会，请提出弹劾，“以伸民权”。

　　袁世凯欲以武力防范国民党再次发动革命的准备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黎元洪则是亦步亦趋地紧紧追随袁世凯。6月14日，黎元洪密电袁世凯，报告近期准备内战五项措施：(一)都督府戒严令增加附条五则；(二)赶造油布桥为战时军队渡河之用；(三)调李纯机关枪队驻武穴田家镇一带；(四)设马政局；(五)令步队第七独立旅添练机关枪两队。

　　为防止鄂贛响应，黎元洪将联翩来鄂，分设机关，运动军队，招兵放火，约期攻城的革命党人一一拿获。如，6月24日，黎元洪借口《汉口民国日报》社藏有上海潜来策动湖北独立的革命党人，派军警会同驻汉法国副领事及法巡捕多人往该社搜査，逮捕编辑曾毅、杨瑞鹿等四人，并将报馆查封。26日，国民党汉口交通部蒋翊武等谋反袁起事，事泄，宁调元、熊樾山在汉口德租界日人所开富贵馆遭黎元洪军警逮捕，9月25日在武昌抱冰堂遇害。詹大悲乘外国轮船逃去，参与策划起事的五十余人被杀。

　　7月8日，在黎元洪操控下，湖北省议会将国民党议员詹大悲、彭养光、赵鹏飞除名。8月10日，黎元洪还请袁世凯下令通缉鄂籍参议院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院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

　　黎元洪与推举他为革命军都督，共抗清朝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决裂是迟早的事。早在1913年5月22日前后，有某西报记者问黎元洪是否表同意于国民党，他回答说：余绝不表同意于彼党，因彼党近日举动甚谬，亦甚愚。如谓宋案与政府有关，此其谬也；又彼等绝无势力而欲推翻改府，此其愚也。并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

　　当章太炎、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相继来鄂劝其以国家人民为重，慎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之言，希望他出任总统，调和南北，避免分裂。黎元洪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反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

　　 “二次革命”爆发后，又根据袁世凯的命令，派兵参与攻打江西李烈钧革命军，并发表通电，宣布发动“二次革命”的李烈钧等人是“乱党”，“称兵独立，破坏共和，为德不终”，表示自己“处军人之职，受国民之托，惟知服从命令，拥护共和名誉，生命皆所不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大肆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讨袁军事行动，使得“二次革命”在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湖北、武汉，未能像江西、江苏、安徽、湖南、重庆等地上演有声有色的活剧。相反地，袁世凯乘镇压“二次革命”之机，调派大批北军进入湖北，在首义之地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

　　自1913年4月黎元洪致电中央调来驻汴北军一团，扎于汉口开始，北洋军队愈来愈多。据1913年5月13日《时报》报道：“黎公以武汉握南北枢纽，举动关系全局。本省老军多裁，新兵未曾熟练。前调北军不过四千人，殊嫌薄弱，特再请中央增派军队。故四号由京汉车开来北洋第二师六团全军；五号又到有姜桂题军三营；同日下午又来有北洋第一镇一团。汉口、汉阳及附近襄河口各镇公所、会馆房屋借驻几满。闻总共已一镇有余，在信阳者尚不在此数之内。”渐渐地，所有武汉三镇附近军事要隘，如武昌之青山、金口，汉阳之黄陵矶、沌口，襄河内之仙桃镇，汉口之姑嫂树及硚口、大智门、刘家庙、江岸、谌家矶各车站，迤逦孝感之三汊埠、三道桥、花园、广水，按站皆有北军扼守。除先来的李纯所统之第六师外，更有第二师、第四师所部各一混成团及姜桂题之毅军、拱卫军、豫南巡防队，所以无处莫非北军纵队。沿铁路巡查严紧，俨如辛亥秋战时之景象。后来经黎元洪赞同，又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陆军部办。嫌鄂军之护厂者不可靠，命令拱卫军一营移驻汉阳守卫。该厂开全机赶造快枪与子弹，悉运北方。对于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者，黎元洪均严词驳斥。

　　正式政府成立以后，袁世凯曾四次电请黎元洪晋京。黎元洪初本拟赴京接受副总统政书，并与总统商榷国家大政。但湖北有一班人恐失去地盘，竭力阻止，而黎元洪也不想在京过问政事，也就没有前往。待到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又请黎元洪到京，当时因国会存灭、宪法改订、政治会议诸问题，政府如不违法操作就不能按照袁世凯的意志解决，因此袁世凯及内阁都需要黎元洪晋京分担责任。但黎元洪还是没有北上，而令饶汉祥代表北行。不料袁世凯不与饶汉祥解决问题，一定要黎元洪亲自到京。所以于1913年12月8日，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来鄂迎接，接续又派顾问邓玉麟、高等侍卫杨名显前来催促。至此，黎元洪再也不能不行了。次日，黎元洪离鄂北上。号称驻节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实居瀛台，闻一时尚不返鄂。为了笼络黎元洪，规定副总统每岁俸给一万元，公费二万元，由财政部支付，交黎元洪领收。

　　12月10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兼领湖北都督事黎元洪呈请因公来京，请派员代理等语。着段祺瑞暂兼代领湖北都督事，此令。”

　　段祺瑞出任湖北都督后，安插亲信十余人在府办公，原来都督府的人员留在府中多人，暂未派事。段祺瑞对于旧员仅信任参谋长金永炎一人，各员应禀陈事件均令告金转禀。本来，各省长官回避本省之议，虽倡于黎元洪、饶汉祥，实系袁政府所授意，因为非如此不能行中央集权之政。段祺瑞来了后，拟定从鄂省先行，将所有官吏一概改用外省人，惟学务、军队可用本籍人。自民政长至各观察使，均加以更换。所拟换人员皆前清官僚。12月12日，袁世凯准署湖北民政长饶汉祥辞职，以吕调元继任。吕调系段祺瑞之旧友，袁世凯之姻娅。高等审判、检察两厅长，经司法部批准以前清湖北高等审判厅长署提法司梅光羲、前清武昌地方审判厅长盛时二人担任。吕调元接任以来，注意延揽在前清时曾著政声及学有专长者，无论科甲捐班出身，均蒙任用。旧官僚之闻信赶至者，日渐增加。而吕调元又由直、皖、汴调来郑淖、陈希贤、胡俊采等数员，均系前清科甲出身之道、府、州、县，曾与吕有寅年乡友之谊者。于是，一切政治似乎尽复前清之旧。

　　段祺瑞视事后，即面饬警察厅长崔振魁将武昌起义、聚义二门仍改为中和、通湘门。教育司长时象晋质问改城门理由时，段祺瑞答云：“辛亥武昌起义，为历史上所不可灭。千秋万世，人人皆知武昌首义创建共和之功。惟以中和门、通湘门改名为起义门、聚义门，窃以为不妥。查通湘门无非因起义诸君居其附近而改名，中和门则因炮队由此入城而改名。实起义之功不仅由于居近通湘门之二、三子及斩关而入之炮队也。今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所以南湖马队之乱、改进团之乱，均系攻扑此二门以求胜利。而年来功人之放纵，军队之骄蹇，令鄂中时呈乱象，亦未始非旌奖过甚有以致之。”

　　1911年10月30日《中华民国公报》报道了中和门改名为起义门的原由：“义军之起也，实得手于中和门内楚望台之军械库。昨经此门，见防守军士已梯墙执刀，将门上‘中和’二字剥去。佥谓中和之名系满奴所命，合宜改名‘兴汉志喜’，即以旌功。或谓此门普通呼为新南门，今缘‘新南’二字音改呼‘兴汉’亦可谓天然凑合。刻已拟具此情由特申明于军政府。或又以为改名‘起义门’云。”可见改名起义门早在首义后20天就提出来了，而且是为了旌表义军首义之功，纪念武昌首义的革命精神。而段祺瑞改掉起义门名字，就是要否定武昌首义之功，消泯党人的革命精神。有学者说得好：“湖北军政府中的革命党人当初把靠近起义新军驻地的通湘门和炮队入城作战的中和门分别改名为聚义门和起义门，是为了纪念起义和胜利。现在段祺瑞又把名字改回去，是因为一切都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的旧观。这两座城门名字的改过来又改回去，形象地标志着辛亥革命在湖北的胜利和失败。”[ 吴剑杰：《辛亥革命在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从起义门改回的中和门

起义门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