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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以银针济世活人,其声名远扬,当时针灸术在国外还是个陌生的领域,因此有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对祖父扎针治病感到匪夷所思,特地登门访问,并要求将银针带回去“研究研究”。祖父去世十多年后,还有人找上门来求医。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二十余年,政治愈来愈黑暗,政局愈来愈不稳。金元券“日新月异”飞快地贬值,老百姓无以为生。祖父是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老人家自拟了一付对联,挂在客房内,上联是“撑起几根穷骨头作最后挣扎”,下联是“睁开两个冷眼睛看将来如何”,横批:天不负人”。
有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熊廷生(其父熊晋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第一届副省长,系祖父之故交)常来我家,因为世交关系,也不避嫌。在他的影响下,父亲在武汉解放前夕组织铁路员工护路队,保护铁路资产免遭即将败退的国民党不择手段的破坏。并且在解放初期,检举了两名在铁路局内部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了,省、市人民政府在百废待兴、纷繁复杂的政务中还常派员登门看望祖父、关心父亲。祖父被聘为湖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颁发薪酬。父亲在铁路系统由报话领班提升为报话监察。
祖母患病去世后,亲朋故旧多次动员祖父续弦,祖父均予以谢绝,据说抗战期间武昌有一位知名女艺人,长相姣好,且有颇为可观的积蓄,其仰慕祖父的才学和人品,亲自带上钱财登门,欲嫁与祖父,被祖父好言相劝,予以婉拒。
祖父治家十分严谨,堂堂正正、循规蹈矩成为家风。每餐开饭,祖父坐上首,以下按长幼辈分依次落座,唯独我这个爱孙要坐在祖父身旁,他先给我夹菜泡汤,然后才端起碗吃饭。过年了,讲究更多,大年三十,阖家聚齐,祖父(祖母早在日寇轰炸,全家逃难时,因患敦克热去世)上好香纸蜡烛,满堂灯火通明,领头祭拜祖宗,然后父母、姑姑带领我们给祖父磕头,我们姐弟又给父母、姑姑磕头。礼毕之后,祖父赏给我们压岁钱,全家放鞭吃年饭。
第二天是初一,我们当然要事先给长辈拜年。街坊邻舍相互之间从门缝递来拜年的帖子,我们抢着把帖子拿给祖父看。
因为民族习俗的缘故,家里买回的鸡鸭常由我们小孩提到汉口民权路清真寺请阿訇念经宰杀。但祖父却信佛,每天见老人家在床上打坐。
闲暇之时,祖父爱听姐姐唱歌,姐姐小时候嗓音圆润,当时流行的歌曲,她在收音机旁一学就会。祖父没事了,喊着:“大毛(姐姐的乳名),快来,给爷爷唱一段。”我们兄弟也围在祖父身边,度过难得的轻松时光。
祖父晚年由于心肾疾病的折磨,不得不长时间忌盐,每天吃的饭菜都是无盐少油的,全家人看到祖父一天天衰弱的身体都非常痛心。
祖父终于离我们而去了,他老人家再也不能叫“大毛来,给唱一支歌”了!但祖父的伟岸身躯,音容笑貌几十年来始终盘踞在我的脑海中,我们弟兄姊妹及后人始终铭记着老人身教重于言教,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的传统。祖父是我们家族的光辉旗帜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