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功臣高振霄(5)
1911年11月27日（辛亥年10月6日）武昌起义爆发第四十八日
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攻占汉阳，汉阳失守，武昌危急。一时间，武昌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高振霄与张振武、冯开濬、傅立相、陶华炳会总监刘公，到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公举王君安澜为奋勇军统领，专招襄、郧老兵，死守武昌，并昼夜梭巡，严防汉奸，招集散兵，送入奋勇队，因之军威复振。不仅如此，高振霄与谢石钦、苏成章、蒋济民、牟猷宣、梅宝矶、钱守范、高固群、陈宏诰、陈耀之、甘绩熙、丁人杰等，日夜冒险巡城，并在报馆办安民号外等件。且与赵昌藩等，屡彻夜居守。“虽然后来南北和谈，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和解，但武昌城一直控制在革命党人之手，其革命中心的地位也牢固无可动摇”7。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一书描述当时情景：“君（张振武）闻汉阳失守，负伤跃起，举刀骑马，沿街呼号曰：“汉阳失守是我军疑兵之计，实无是事”，军心大定。未几，黄兴突入都督府，开军事大会，主张放弃武昌，退走南京。君闻之，眦裂发指，拔剑抗声曰：“汉口与汉阳仅隔襄河，大敌临前，尚能支持月余。武昌为兵事重地，据此一隅，足制全国。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而靡，此不可弃武昌者一。长江天堑，北军仅四千人，岂能飞渡，武昌粮饷枪炮充足，举军号称数万，尚能北城借一，此不可弃武昌者二。各省援兵陆续来集，若退攻南京，胜负尚未可必，而武昌已失，敌据荆襄上游，以制湘桂死命，且分兵克九江，下安庆，势如破竹，南京虽为我有，亦不过如洪秀全之苟延时日而已，此不可弃武昌者三。有此三不可弃，敢言弃武昌者斩！”黄兴气沮，默然而避。君复开会议，激劝各协标营军士为死守计。拟三大纲布告：（一）死守武昌，即令北军攻破，将来民国成立，诸志士名传不朽；（二）如武昌能守，则民国成立，诸志士可称首功；（三）若弃武昌不守，南京未下，恐吾鄂人士，天下无容身之地。同志闻言感愤，声如雷动，咸愿效死，与城共存亡。由是令协统邓玉麟、何锡蕃守武昌，敢死队队长陈龙守磁场基山，协统罗洪升大军山，标统刘作龙守小军山，管带王锡龄守京口，标统张廷辅、谢流芳、张杰夫等守白沙洲，此系武昌以西之防卸线。管带李忠义、标统刘廷壁守青山、张公祠、两望、大堤口；炮队仍然不动，此系武昌以东之防线。城内凤凰山、黄鹤楼、蛇山仍照常驻守，以学生军统带刘绳武，仍守卫藩库、官钱局，以军各部卫队长火亮云派卫队守军务、理财两部、善后局、楚望台、城外火药库各处。一面由稽查长蔡汉卿与叶于松、王安澜、王国栋、田兆麟、胡光瑞、詹俊等招集散兵；一面由总监察刘公出示安民；一面由各部稽查长蔡济民、谢石钦、苏成章、牟鸿勋、高汉声、陈宏诰、梅宝玑等遍往各街演说，以安人心；一面会同参议夏道南、刘度成、聂豫、邱世成及各科长李华谟、胡捷三、邢伯谦、邓寅宾、冯昌言、刘龙群等共四十余人，维持一切秩序。是日敌军大炮向城中射击不绝，天地震动。各部人员亦纷纷避去。爱推李作栋任理财部部长，徐声金任编制部部长，石（时）功壁任铜元局长，蒋翊武为总司令，与吴兆麟、方维等守洪山，协统炳坤，杨载雄等守武胜门外新河一带”。
——武昌是辛亥革命危机时湖北革命军的最后一座堡垒，又是革命党与清政府谈判的一张最给力的“王牌”。如果当时放弃了武昌，则降低了革命党与袁世凯谈判停战之砝码，则很可能没有辛亥革命最后的成功。
1911年11月29日（辛亥年10月8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五十日
自汉阳失陷后，武昌新军兵力大损，急需调援。但是，当时各部有迁徙者，有人员走散者，有惊慌失色并对前景悲观失望者，办事难免敷衍之弊。然而，大敌当前、形势危机，军政府内部各部不能不照常整<顿>备战事。湖北军政府致电各省求援并得到各省响应。江西省冯嗣鸿奉命为江西援鄂军总司令，李烈钧亲率赣皖联军援鄂并任北伐军第二军军长。率领队伍向武汉进军，在阳逻及黄陂县一带与清兵展开血战。据《武汉文史资料》李白贞遗稿《辛亥革命武汉战斗实录》记载：“扛西援军统领冯嗣鸿，率所部一协驰抵黄州。省都督令驻阳逻仓埠待命。”冯率军击退鄂东清军后，直抵武昌与义军会师，助都督黎元洪和战时总司令黄兴一举击败清兵。届时，高振霄与程汉卿代表军政府、代表大都督前往青山抚慰江西军队官兵，使军心大振。另与陈宏诰等八位总稽查专稽查各部弊端，维持局势。最终迎来南北和谈。
——高振霄与程汉卿代表军政府、代表大都督亲赴青山抚慰江西等军队并与其他总稽查专稽查各部弊端。不仅稳定了军队、稳定了局势，最终迎来了南北和谈，迎来了湖南、陕西、江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宁夏、重庆、四川等14省独立，迎来了中华民国建立。
勿忘历史 昭示未来 承辛亥革命之光
高振霄、孙武、谢石钦、苏成章、邓玉麟、陈宏诰、陈人杰、牟鸿勋、蔡济民、甘绩熙、刘长庚、邢伯谦、高尚志、胡祖舜等14人联名报告副总统申请创立革命实录馆，以记录、编纂湖北革命史流传至今。
武昌起义后不久，当时经历起义与组织武昌首义的志士联名报告要求成立革命实录馆，以记录、编纂湖北革命史实。1912年6月16日，经当时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批准，湖北革命实录馆成立，以汉口英租界普海春番菜馆为馆址办公。湖北革命实录馆建立以后，除登报声明外，曾专门函请各省都督、临时议会、以及省内各政府部门、各军事单位、各府县，并派出专任、义务调查员，从事搜集武昌起义史实。至1913年8月，包括《湖北革命实录长编》为主的湖北革命实录馆组织编辑的有关武昌起义的史稿，共搜集集体和个人所撰史料五百余件。与此同时，该馆还编出武昌起义史料长编共八册。二次革命失败后，黎元洪投靠袁世凯，宣布“从前革命伟人符合乱党颇多”，决定取消湖北革命实录馆，命令该馆将所藏资料交湖北都督府“转咨中央采择”。因馆长谢石钦因公入京，未能照办，只得将所有稿件封存在家。据说，原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资料，谢石钦先生曾借给孙武、胡祖舜、李春萱等人使用。几经变故之后，该资料已经散失不全。现除湖北博物馆收藏大部外，武汉市档案馆也收藏一部分，还有少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除此之外，据湖北革命实录馆资料登录薄，还约有六十件不知下落，其中十六件，在1913年已不存在。该馆所撰史料长编，除一册收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外，其余亦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