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驱蓝天蔚(2)
随着湖北留日学生逐渐增多，为了激励更多的爱国青年投身于民主革命，蓝天蔚与李书城等又发起组织了“湖北留日同乡会”。他们在斗争的实践中感觉到，要革命，非得团结广大爱国志士，结成一坚固的革命团体不可。正如他们在《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缘起》中说的：“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争竞存之恶风浪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同乡会”号召留学同人“各有输入文明，匡扶宗国之责任；以输入学说，唤醒国民为主义。”采用“愚公有志，终欲移山；一蚊一虻之劳”的办法，深入细致地做发动民众的工作。
“自今以后，留学者既有输入文明之责，回国者亦有革除痼习之任。”为了回国开展革命活动，蓝天蔚与黄兴、李书城等人在湖北同乡会内部“密结排满盟约”，经常在一起商讨革命方略，“排满盟约”实际已成为早期的政治组合。
三、胸怀祖国勇拒沙俄
一九○三年春，沙俄拒绝按约从我国东北撤兵，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妄图永久霸占我国东北。消息传到日本，广大中国留学生无不义愤填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蓝天蔚积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之中，四月二十九日，全体留学生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愤怒声讨沙俄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罪行，谴责清政府的腐败和卖国行径。会上，蓝天蔚与黄兴、钮永建、秦毓鎏等留日学生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请缨抗俄，准备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他们的倡议得到与会同学们的热烈赞同。
会上，留学生即纷纷签名加入义勇队。大会以后，各省同乡会又分别开会，研究拒俄问题。对于成立义勇队一事，无不赞成，争先恐后报名参加。至次日止，自愿签名入军队者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
五月二日，留日学生再次在锦辉馆召开大会，报名参加义勇队的学生全部到会。会上商议了各项规则，把义勇队公开的名称改为学生军，全队共一百三十二人，一致推举“蓝天蔚为队长”。
蓝天蔚不辜负同学们的信赖，以高昂的爱国热情肩负起“拒俄义勇队”的领导责任，五月三日，他对参加义勇队的全体人员一一进行体格检查，根据身体强弱编成甲、乙、丙三个区队，每个区队下编四个分队。在编队会上，蓝天蔚慷慨讲演，热情赞颂同学们不顾个人安危勇敢抗俄救国的英雄壮举，他说：“今者同志诸君子，仗大义，发公愤，怵于亡国之祸，欲以至贵至重之躯，捐之沙场，以拒强虏，以争国权，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光彩，亦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剧也！”蓝天蔚慷慨激昂的发言，极为有力地鼓舞了全军士气。
中国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四月三十日，上海的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参加者共有一千二百余人。蔡元培首先在会上发表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讨论国事。马君武领导在座者同唱《爱国歌》，慷慨悲壮，动人肺腑。正当大会进入高潮之际，忽然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的急电，遂商定在上海亦成立拒俄义勇队。武昌学生千余人在曾公祠集会，朱和中、吕大森等人发表激烈演说，痛斥清政府腐败无能，辱国丧权。同时，拒俄斗争在北京、安庆、南昌、南京、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也普遍展开，形成了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蓝天蔚率队操练，拟开赴东北抵御沙俄侵略军，使清廷十分恐惧和恼怒。驻日公使蔡钧急忙致电清廷：“此间革命党，近业已组成军队，将托于拒俄一事，分奔各地”。报告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清廷连忙密谕蔡钧等驻日官员，对在日本东京留学生的举动“务加详察”，并勾结日本政府，勒令留学生停止操练，强令义勇队解散。面对中外反动派的共同镇压，义勇队被迫解散，但蓝天蔚等“多主张改变面目，而精神不能解散。”建议将义勇队改作“军国民教育会”。
五月十四日，请愿学生代表归国去与袁世凯谈判，要求允准义勇队归国对俄作战，遭袁拒绝，并被清政府通缉而只得返回日本，引起留学生们的极大愤慨。许多革命青年发起排满，宣传革命，散发传单，“乃转谋回各省，潜图举义。”五月三十一日，黄兴主动要求担任回湘发动起义的“运动员”，启程回国，成为“归国实行革命的第一人”。
蓝天蔚等爱国青年组织“拒俄义勇队”的爱国行动虽然遭到中外反动派的共同镇压，但是，义勇队集全国之精英，播共和之种子，当时海内外一些著名的民主革命者如黄兴、陈天华、钮永建、方声洞、吴禄贞、蔡锷、蔡元培、吴玉章等都积极参加了这一组织。拒俄义勇队成为中国最早参加革命的学术团体。拒俄运动中，清政府媚外卖国的面目暴露无遗，使许多人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首先推翻清政府。于是，更多的人加入了反清的行列，许多革命青年归国实行革命，宣传革命思想，组建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后为“日知会”）、“光复会”相继成立，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拒俄运动成为群众运动由激进的爱国运动转为革命运动的转折点，促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趋向革命。”孙中山先生赞誉拒俄运动“与革命推进与有力焉”。
四、武昌聚会运动新军
蓝天蔚在东京进行的爱国革命活动，早已使清政府十分恐惧和恼怒，朝廷密谕：“昨据袁世凯密折，内言东京留学生蓝天蔚等各若干人，编集数军，希图革命，”“朕以为该学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一九○三年六月，清廷命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将蓝天蔚召回国内，准备对他严加惩处。同学们对蓝天蔚回国的安全十分担心，纷纷劝他不要回国，蓝天蔚笑着说：“救国者，国人之责，吾一身安足惜。”并对同学们说，他正要利用这个机会回到家乡去说服更多的人投身于爱国革命运动。于是，他慷慨前往湖北。
蓝天蔚回到武汉，面对清政府统治者的严厉责问，毫无惧色。他慷慨激昂地痛斥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盛赞留学生们的爱国举动。爱国，何罪之有！他“痛言国事日非，汉人愤发为雄，不可遏制之状。”清政府一方面看到蓝天蔚是个难得的人材，另一方面因慑于蓝天蔚的声望，怕引出更大的麻烦，遂不敢加害于他。
此时，蓝天蔚的好友吴禄贞已经毕业回国，在武昌武普通中学任教习。蓝天蔚在回国这段时期，经常前往武昌水陆街吴禄贞住宅“与吴同倡言革命”。其时，由日本新回国之速成师范生李步青因与武昌花园山天主教牧师孙森茂相识，孙以其花园租与李君，天主教此时气焰方张，清政府不敢疑忌，因此吴禄贞、蓝天蔚等以此为掩护，在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向武汉军学两界的爱国青年宣传革命思想。许多革命青年如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曹亚伯、耿觐文、万声扬、时功壁、时功玖、冯特民等都经常来花园山秘密机关聚会。李书城、周维桢等留日学生也曾先后回到武汉，加入花园山聚会者行列。花园山机关成为归国留学生和在省城就读的学堂学生及新军中的进步青年的聚集处，经由吴禄贞、蓝天蔚等人的启迪和组织，这批初具革命思想的青年已隐然形成一个革命团体。“各省志士之至武昌者，莫不赴花园山接洽，而各同志之在营校者，亦每星期来报告运动经过及发展之状况。”他们输入和散发各种革命书报，以启迪民智，激发国人革命精神。各种革命书报在武汉学界、军界广为流传以至“吾鄂各学堂，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他们在商讨革命方略时，最先提出“运动新军”的战略思想，即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
“花园山聚会”虽然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未形成正式组织，但实际已成为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