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3）(3)
1909年初，湖南焦达峰到达汉口后，便与孙武邀同当地党人协商两湖革命着手方法，决定从军中士兵入手，次及学界，再及其他同情革命的人士。他们设总机关（湖北总部）于汉口法租界长清里，孙武则赁住武昌分水岭，吸收亲友汪性堂、吴肖韩、刘玉堂、刘燮卿、钟雨亭等加入共进会，并在刘玉堂的汉口新大方客栈、《湖北日报》社、汉昌里７2号钟雨亭寓所、武昌鳝石街吴肖韩汪玉夫妇寓所等处设分机关。为解决经费问题，焦达峰以乡谊关系劝说在汉口做布匹生意的浏阳布商刘肯堂、周海文入会，二人以卖布所得，捐充党费，两机关才赖以维持。会党自焦达峰在汉整理后，日有起色。当时长江各会党名目纷歧，特改为中华山以统之，以便消除地域界线。孙武复与群治学社深相结纳，三十一标邓玉麟、三十二标黄申芗加入共进会，二人社会关系广，活动能力强，介绍了一批士兵与会党中人入会。共进会决定对会党实行军事编制，以克服其散漫的缺陷。一旦举事，才能接受命令，统一指挥，一致行动。于是编各地会党为五镇，以襄阳会党为第一镇，安陆会党为第二镇，武汉会党为第三镇，兴国会党为第四镇，黄州会党为第五镇，分别由袁菊山、刘英、刘玉堂、黄申芗与彭汉遗统领，另设总机关于汉口鸿顺里三十四号，作为指挥联络与重要会议之所。
秘密时期共进会六司印
1910年11月，共进会日本东京同志齐集经世学社，商讨回国起兵地点，多主张西南边省，杨时杰力持非武汉不可，并列举武汉起事的益处，结果被众人指为白日梦说，为不能实现的理想。杨时杰忿忿难平，约共进会继任会长刘公回鄂图之。刘公因病回襄阳修养，杨时杰则造访《雄风报》记者杨玉如策划如何进行。杨时杰写信给居正，告之武汉的革命组织已有头绪，催促其尽快回国。当时亦是共进会会员的居正已奉同盟会统筹部之命，主持湖北革命事宜。
先是，居正与谭人凤、宋教仁等主张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居正由东京自动赴长江各省调查，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广惠公司与香港来人刘绍襄会面。广惠公司是宋教仁让邹永成、张斗枢组织的秘密通讯机关，名为矿商，实为运动两湖革命。刘绍襄拿出黄兴的信件，大意是说“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河岸交通线，以便输入武器。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刘绍襄说：“此次由香港来，黄兴再三嘱咐，并派谭人凤至南京、九江联络，不久将到汉与你面商。”
居正因长期不在湖北，初至武汉，人地生疏，无从着手，于是找到杨时杰询问湖北革命发展情形。杨时杰告以运动详情，带其联络湖北同志。在居正的积极主持下，发动起义的筹划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11年3月间，谭人凤奉同盟会中央统筹部之命布置筹划长江军事，携款抵汉，与居正、孙武、杨时杰、刘英、查光佛等聚商于旅舍，密计湖北革命之事，并访问文学社各同志。谭人凤说：“我奉黄兴的命令，回来督率长江流域的革命。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因黄兴与胡汉民、赵声诸兄均在香港，各省同志毕集，决定近期在广州起事。到时候，两湖应急起响应。”湖北党人，异常兴奋，皆感觉离发难之日不远，会务进展极其迅速。谭人凤拿出八百元交给居正为运动费。孙武则用谭人凤所给二百元经费在武昌左、右旗间的黄土坡（今首义路）开设同兴酒楼，效仿梁山泊朱贵故事，以邓玉麟为经理，在此联络人员，发展组织。后资金不足，酒楼停业，在巡道岭（今粮道街）设同兴学社供党人寄宿、联络。依据当时的法令，房主不得租屋给没有眷属的单身者。于是邓玉麟接扬州佘某与其妻谢氏住进社中。陈磊、赵师梅、费孟谦、赵学诗等经常出入于此。谭人凤走后，居正、杨时杰、孙武等同志共商革命进行办法。于是租汉口法租界长清里九十八号设总机关，居正负责主持。为解决武昌会员渡江接洽的困难，总机关于4月租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作分机关，派胡祖舜主持，而武昌军学界同志接谈集会，由此变得便利，加上有同兴学社等机关辅助，活动愈见活跃。
组织机关部署停当，主要领导人召集会议，公推共进会会长刘公为起义后的鄂军都督，刘英为副都督。预定革命军为陆军四镇，以宋镇华为第一镇统制，黄申芗为第二镇统制，其余二镇人选有待拟议。鉴于会党不听调遣，不易指挥，难以成事，湖北共进会决定依奉“抬营主义”，将军队作为活动的重点，把清军一兵一卒，乃至一营一标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对军中的共进会组织作了重大改动，在队、营、标各设代表，分层负责。武昌首义前夕，军中共进会员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学堂内有二百余人，社会上会党入共进会者亦颇多。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之所以一举成功，除了天时、地利等方面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与湖北革命团体颇具特色的活动分不开。
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暗杀”虽然壮烈，但却难撼全局；也不主张准备不足的仓猝起事，认为只有徒增牺牲。他们抱着“亡清必楚”信念，静下心来，长期运动会党，联络新军，做了大量艰苦的发动工作，在下层打下了坚实的革命基础。
当时许多党人认为，湖北为军事要地，一旦有变，虏骑瞬息压境，绝无发动之可能。然而湖北革命志士，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造成了一种不竞声华、埋头苦干的特殊风气。他们认定革命若要成功，必须运动军队；运动军队若要成效，必须亲自入伍。庚子以后，读书人多投笔从戎，不以苍头为耻。因心怀革命，即使长年得不到升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别营。极少以从军为终南捷径，借党势谋飞黄腾达者。因此各营皆有知识分子党人，其意态冷静沉默，在军营中发展组织，官长毫不注意，士兵亦以彼辈可亲，情同手足。几年间竟将政府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革命势力，这“抬营主义”正是湖北革命的绝妙之处。
湖北革命团体屡遭破坏，但党人坚持不懈，一会毁，另结一社；一社败，又立一会，可谓是百折不挠。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摸索出一套发展的经验，由日知会时期注重发展军官，变为慎重挑选军官，注重发展下层士兵，保证了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组织，各司其职，积极筹划起义。在联络方面，实行单线联系，设各级代表，形成层状的基层组织，使组织在被严重破坏时还能保存相当力量。
湖北革命团体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在军界，学界，乃至会党中散发了大量的革命刊物，并以演讲、放映幻灯等各种形式鼓吹革命，使“反清救亡”为中心的革命思想普及到社会各阶层。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利用《商务报》、《大江报》，揭露官场黑幕、军营流弊、社会不公，公开地与清政府作激烈斗争；同时宣扬烈士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蒋方震指出，武昌首义，“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取得成功，绝非偶然。
湖北革命团体组织演变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