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3）
文学社
联合发动武昌首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是由以前的几个革命团体演变而来。
文学社演变的路径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
萍浏醴之役后，湖北当局对革命活动侦刺极严，加之日知会失败，以致军学界诸人一时不敢再论革命，未有大规模之组织，仅依靠安郡公益社暗中维系。该社成为各省志士息止之所，保释后的张难先、季雨霖也曾来往于社中。湖北革命运动得该社之助，复呈活泼气象。军中内在的活力日益滋长，彼此默识心通，私下缔结小团体。1908年春，日知会会员任重远从四川回汉，李长龄马上介绍任重远入四十一标三营前队为兵士。二人认为同盟会在黄冈（在广东潮州饶平县）、惠州、防城、镇南关的边陲起义，屡起屡蹶，无法击中清廷要害，乃设想在腹地城市武汉发动起义。于是策划集合原日知会会员，再结新社。便与黄申芗、郭抚宸、覃炳堃等，以及尚在汉阳狱中的李亚东商议，欲组成湖北军队同盟会，李亚东等颇为赞许。由任重远分途联络，一时响应者达四百余人，遍及各标营。7月26日，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决定沿用同盟会章则与领导。鉴于日知会以疏阔误事，于是新组织不再具体制订章规，一切举动自合约束。湖北军人，久蒙压抑，忽然之间又有了组织，心中兴奋。李亚东在狱中策划《通俗白话报》，陈少武负责笔政，恣其鼓吹，言辞激烈。清吏切断李亚东与外界的联系后，该报被迫停刊。任重远意欲刺杀湖广总督陈夔龙，以促成武昌事变，号召全国。不料事泄，被迫离汉赴蜀，会务无形停顿。
军队同盟会活动仅几个月，尚无特别表现，然而，在其会务停顿后，其成员坚持活动，重振旗鼓，于是又有群治学社的建立。1908年12月13日在武昌行人稀少的小东门外三里许之金台茶馆召开群治学社成立大会，以“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为其宣言，并制定了简章，规定以“集合多数人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社中设社长、文书、会计、庶务、评议员等职。主要在新军士兵内发展革命力量。因社务未展开，先由庶务钟畸负责。社员捐出薪饷的十分之一充当经费，入社需三人以上介绍，社员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入社。散会后，会员各自努力，学社进展甚快。之后，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升任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与队官潘康时最为投缘，为学社的发展助力甚多。众同志破例介绍官佐潘康时入会，革命空气益增浓厚。恰李六如也进入该队，并入社。钟畸调离后，李六如继任庶务。于是，四十一标一营左队成为群治学社机关部。1909年，湖北大水，当局派四十一标分驻各灾区镇慑，社员随军队分散各处，为便于联络，留李六如守省城，作为中枢，开展社务。学社与共进会、会党互通声气，配合活动，并乘各省扩充新军之机，派社员分赴各地，打入新军中活动。
那几年革命党在中国南部屡次起兵，刘思复在粤谋炸李准，徐锡麟在皖刺死恩铭，清廷高官为之震惧而不敢妄逞淫威，企图变其高压手段为软化方法。如肃亲王善耆礼尊党人，端方笼络学生。革命党人也即借此机会，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经营群治学社。在一年又九个月中，学社未受风浪，得以安心从事组织、宣传、训练等工作，俨然变成了一支颇有纪律的地下之师。加之宛思演出资二千元顶办《汉口商务报》，自任总经理，邢伯谦副之。刘复基任会计兼发行，詹大悲、何海鸣任主编，查光佛、梅宝玑、杨王鹏、李六如等参与撰述。该报以宣传革命为主旨，“言论激烈，抨击无所顾忌”，为革命活动推波助澜。《汉口商务报》俨然成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和秘密联络机关，凡联络党人，秘密集会及储藏炸弹手枪，皆在此处。
1910年，湖南各地抢米风潮正炽时，湖北党人误以为湘中已为革命军占领，李六如、黄申芗、杜邦俊等视此为千载良机，于是在《汉口商务报》集议，讨论响应方略，议定4月24日夜发难，首先强夺三十一标弹药库，继而各标营响应，攻占楚望台。并约定刘英从京山派人至武胜关，拆毁铁道，扼守要隘，阻击清军增援部队；还派人至田家镇，占领炮台，阻止清军舰从长江下游驶来增援。起义计划就绪，忽李长龄奔告，说在黎元洪处看见楚同兵舰抵长沙的电报，说明湘乱已平，吾辈少数人发动于武昌，无济于事。黄申芗等遂按兵不动。但因搬运枪弹之事不慎而是风声外露，引起当局注意，只得作罢。在此前后，主张借款筑路的杨度路过汉口，《汉口商务报》同人将其惩戒，并把事情公诸报端，《汉口商务报》因此被侦探监视与无端摧残，被迫停刊。两件事使群治学社之名为当局侦知，所幸李六如将有关文件转移，学社未遭大的破坏。但在清吏严密监视之下，难有作为，群治学社从此消沉下去。
群治学社虽败，却因黄申芗、李六如等人筹划有方，行事机密，并无显著迹象使官厅有兴大狱的机会，从而实力基本得以保存。留鄂同志李六如、祝制六、杨王鹏、章裕昆等在四十一标一营左队队部开会，决议改组为振武学社，扩大组织，各标营队均设代表。由杨王鹏起草的简章，标明以“联络军界同袍，讲求武学”为宗旨。1910年中秋，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举行成立大会。到者有单道康、查光佛、孙长福、江光国、李慕尧、黄驾白、祝制六、廖湘芸、李鑫、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推杨王鹏主持会议，宣读简章，并公推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各标营队代表由所属单位选定后函报学社。振武学社以蛇山蕲春学社为机关。为防机密泄露，经过议决，今后干部会议只有标代表可以参加，各标代表负责传达命令与本标同志，各营同志不得互相探知对方事务，有如单线联络。各标代表为：三十一标江光国，三十二标单道康，四十一标廖湘芸，四十二标祝制六，炮队第八标李慕尧。由查光佛任联络军学界之事。这种办法使组织较前更为严密。
振武学社成立后，蒋翊武、刘复基先后投入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士，努力发展组织。当年重阳节，在黄鹤楼旧址的风度楼（奥略楼）开代表大会，杨王鹏主持会议。首先由各代表报告人数，总计二百四十余人。会议通过了扩充社务的决议，各同志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一人入社，但不得滥收。此决议执行后，数月之间，社员数量突增。
当时，任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的杨王鹏，乘职务之便，开展活动，风声有所外露。协统黎元洪传队官潘康时加以询问：“你队中有人组织会党，难道你没有听到点风声吗？”潘康时回答：“军中稍有文化的士兵，经常聚集一处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黎元洪斥责：“此为革命党建立组织的惯用手法，你非但不严禁，反而加以袒护，是何用意？”潘康时说：“统领既不许，以后当遵示严禁。”黎元洪将潘康时撤职，以施化龙代之。施化龙乃是一龌龊官僚，到任后，对杨王鹏外示谦和，暗中收买走狗充任密探。施化龙很快凑集了一些证据，密告与黎元洪，说杨王鹏实有秘密结社图谋不轨之事，黎元洪称此事万不可声张，恐上面闻之，更难办理。于是撤去杨王鹏、郑士杰（四十一标二营营部司书）两司书差，重责李六如、钟倬宾后，一并开除。杨王鹏前往湖南，李六如前往广东，社务则交蒋翊武维持，邹毓琳则接管庶务，活动无形停顿。幸而詹大悲筹得三千元创刊《大江报》，与何海鸣、查光佛等一力鼓吹革命。居正、田桐、黄侃、胡瑛等均撰文协助，声势极大。党务飘摇之际，忽得此宣传战线上的生力军，革命火焰，再次炽盛起来。
振武学社因社长杨王鹏离鄂之故，社务停顿两月。冬季，风潮略平，各社员均希望从速恢复社务。詹大悲、刘复基、王守愚、蒋翊武、蔡大辅、章裕昆等于武昌阅马场集贤酒馆召开会议，讨论进行方法。多数同志主张恢复振武学社的往日面貌，詹大悲说：“振武社已为官厅侦知，而振武二字，尤其引人注目，不如另改名称。革命重在精神，而不在于一个惊耸的名称。”众人同意改名，于是决议改组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简章。文学社吸取了以往社务因锋芒外露，从而屡遭破坏的教训，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小心谨慎地开展活动。而其实际宗旨为“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革命主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