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革命党人绞尽脑汁筹集活动经费之际，共进会会长刘公于秋七月从襄阳来到武汉。刘公从日本回国，本是受共进会使命，在湖北运动革命的。但回来后，家庭却给予重资，令其捐个道台，以光耀门庭。他带着捐官的资金来到武汉，心中思想斗争十分剧烈，不知怎么办，态度模棱。革命同志了解他的情况后，设法坚定他革命之志，于是同住之杨玉如等将沔阳同乡女子李贞清介绍给刘公，刘公眷恋其美色，纳之为妾，从夫姓，改名刘一。刘公北上纳捐之念因此打消。杨玉如前去求李贞清说服刘公，同时，孙武、李作栋不停劝说，彭楚藩也时常讥讽相激，刘公终下疏财革命之决心，遂将所带来的资金，要悉数捐给革命。彭楚藩推辞道：“五千元足以应付目前所需，其余的你就留着家用吧。”如此一来，总机关不再为经济所窘，使起义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刘公像

　　湖北革命党人筹集起义经费为何屡屡出此怪招？这是因为他们在本地缺乏一批有经济实力的实业家作后盾，也没有能够像孙中山、同盟会那样在海外有广大华人华侨作为募捐对象，他们本身多系小知识分子或下层士兵，主要靠变卖家产支撑活动经费，要大举起事，只得挖空心思筹款，屡出怪招惹人笑话，乃不得已之举。辛亥老人张难先曾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书中写道：“金菩萨、绿毛龟、伯母首饰、李贞清四事，乃世俗付诸笑谈者，特举之以明湖北革命实自千辛万苦中来也。”至于张之洞所办银钱局、造币厂之资材，是在首义成功后才为革命党所利用的。

　　统一团体，也是极为复杂之事。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不仅坚定了湖北党人在长江发难的决心，而且给了湖北党人以具体指导和助力，文学社和共进会最后的联合成功，仰赖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力不少。

　　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以后，即主张在南部起兵，以便取得海岸交通线，输入武器，占领边省，再谋会师中原。但南方起义屡次失败，会中同志多有微词。在仰光主《光华日报》笔政的居正，倡言革命，清领事萧永熙诬以提倡无政府主义，拟逮解回国处死。得同志请律师抗争，改判自由出境，于1910年夏到达日本。当时同盟会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南方革命，加上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在北美，黄兴在南洋，本部几乎无人主持，人心涣散，精神惰懈，使大多数省份同志日趋消极。居正见状，就与谭人凤、宋教仁、林时爽、张简亭等讨论革命进行事宜，谭、宋亦有忧心。时值赵声自新加坡来，力图使同盟会振作起来。宋教仁说，在中央革命为上策，然运动不易，在边地起义实为下策，只有在长江流域起义为中策可行。极力主张由长江流域发动，并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众人均以为然。于是推年高德劭的谭人凤定期邀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在东京左仲远（即陈犹龙化名）寓所开会。

　　会上，宋教仁指画方略，提出分步办法，从长江着手联合，以次推进至河北，严密组织，以三年为期，养丰羽毛，然后实行，可期一举成功。赵声性子比较急，说宋教仁办法太迟缓，认为图大事者不可过于迂缓。他的话得到许多与会同志的响应，大家认为，革命志在牺牲，并非要收功实于一旦。如果考虑太多，拖延太久，恐怕“得失之见深，而冒险之气馁”，故均主张急进。谭人凤最后提出进行方案，以统一事权，分担责任，不限时期为原则，众皆赞成。此会虽是中部同盟会的源头，但当时并未组织任何机关，亦未举出任何干事。

　　会后即由谭人凤赴港，以此事商诸黄兴。黄兴正谋广州起义，顾不上深谈，没有明确表态。但此后革命同志之视线，多集中于中部革命。居正并于冬间自动往长江各部调查。1911年2月，即赴武昌与各同志积极进行。广州起义事败消息传来，同志们乃益信长江革命之重要。于是谭人凤、宋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等会商，发表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吕志伊等二十九人署名为发起人的宣言，定名为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分析同盟会得失：“（革命）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而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而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历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之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杂于党中，冀徼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宣言说明成立中部总会之设想：“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总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虞也。机关制取合议，救偏僻，防专制也。总理暂不虚设，留以待贤豪，收物望。有大人物出，当适如其分，不致鄙夷不屑就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提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总部对于各团体相系相维，一秉信义，而笼络诱骗之手段，不得施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感情之故见，不可现也。”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立是同盟会骨干力量对革命组织、革命形势及革命方略等的认识趋于成熟的标志。

　　宣言发表后，加入中部同盟会的人日多，发起人等开始着手建立组织。7月底在上海成立机关，名曰“同盟会中部总机关”。 同盟会中部总会由宋教仁起草，制定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会暂行章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分会章程》等文件。其中《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规定，该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在上海设本部，在各处设分会。会员权利方面，规定会员一律平等，得于法律范围内，保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得依法律陈请保护利益，及陈诉冤抑；其有因公受害者，本人或遗族得受恤典；依法律有选举、被选举之权。会员义务方面，规定会员须保守本会一切秘密，不得入反对本会主义之他团体，并为之尽力，并有依法律纳捐项、出劳力之义务。总部总会设五总务干事，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任之。各省分会，南京则郑赞丞、章木良主持，安徽则范鸿仙主持，湖北则居正主持，湖南则曾杰、焦达峰主持。湖北革命党人张难先多年后评论道：“其时湖北革命已至成熟时期。然得总会之策动，武昌振臂一呼，长江各省即陆续响应，数月之间，满清倒而民国成，则中部总会之成就，何其伟哉！”

　　前已述及，湖北革命团体，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逐渐演变为文学社，可以说是一脉相承。1909年后共进会工作中心移入国内，两湖会员纷纷由日本东京回省发展，于是形成两大革命团体并立的局面。两团体在湖北地区争相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先后将将校团、益智社、共和会、兰友社、数学研究会、振武尊心会、武学研究社、将校研究团附设下士班等小团体分别收归自己门下。

　　为在湖北地区成功地摧毁清王朝势力，早日实现革命目标，革命派必须团结一致，增强力量，革命联合势在必行。一些党人念及革命初衷，决心摒弃相互分歧，进而探讨两大团体联合的可能性。

　　其实，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团体联合是有基础的。在革命宗旨方面，两团体都遵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共进会原本就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亦服膺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在人员方面，共进会的不少成员曾是群治学社的骨干，而群治学社更是文学社的前身，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兼跨两团体，感觉两者本质并无差异。两团体虽为两派，其性质却是一致的，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构成联合的基础。

　　文学社的刘复基最先提议与共进会联合，得到也在寻求联合的共进会的响应。1911年5月11日，两团体主要负责人举行协商会议，向联合迈出了第一步。会上双方皆认为本会会员人数居多，应以我为主，在联合后谁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因此不欢而散。这是几乎所有联合或合并的举措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他们双方的立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月后，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商讨两团体的联合办法。双方皆认为两大革命团体“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在反清革命的同一目标下，应该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不应斤斤计较权力大小、地位高低，但一讨论到具体领导人人选的问题时，意见又不一致了。

居正像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由于所定方针是力争在中国中部地区实现起义，重点又选定在武汉，他们更急于看到两团体的联合。居正、谭仁凤在两派之间做了大量疏通工作。8月，四川保路运动高涨，湖北新军被抽调一部分随端方前往四川镇压，武汉清军兵力减弱，正是发动起义的好时机。如果耽搁下去，军队调走更多，革命党人也随部队调离武汉，削弱了革命实力，所以起义必须立即发动，两革命团体联合之事刻不容缓。经两边骨干多方斡旋，两团体互有让步，主要成员于9月14日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重开协商会议，共商革命大计。会上，孙武、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等均发言赞成双方联合。而在推选负责人时，却都表示退让，刘公主动提出废止自己原定的湖北大都督头衔。按共进会规定，会长是起义后大都督的当然人选，刘公提出放弃，确实表达了同心协力，携手革命的诚意。大都督都可以放弃，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于是，会议确定了今后“事权统一，责任分担”的联合主旨，为联合后各项具体工作有效的开展理清了思路。当时决定两团体名号都不使用，统一以湖北革命党人身份参加起义。废止了大都督名号，不能群龙无首，为加强起义领导力量，公推居正、杨玉如赴上海，一面设法购买枪械，一面与黄兴、宋教仁等联络，争取他们来鄂主持大计。至此，两革命团体终于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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