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5）
“湖北翻了天”：民众运动与保路风潮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曾引用清末一首武汉“儿童争唱”的歌谣：“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来反映湖北革命形势的成熟和人民群众对行将到来的革命高潮的热切呼唤与殷切盼待。其实，“湖北翻了天”，即清末湖北民变风潮此起彼伏，就是革命形势走向成熟的表现。
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列强在湖北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把靠家庭产销棉纺织品为生的农民、手工业工人抛向破产、失业的深渊，巨额的战争赔款、教案赔款和政治贷款，不仅使清廷财政支绌，大农仰屋，更逼使底层民众陷入卖儿鬻女的惨境。帝国主义掠夺湖北的路矿权益，富庶的楚地竟成为列强俎上鱼肉。
20世纪初年以来，清政府推行“新政”，各级官吏把办新政事务作为中饱私囊的新“法门”。张之洞在湖北厉行新政，使湖北捐税比他省为重，办一“政”增一捐，除田赋、盐税等传统赋税不断增加外，又开办各种新税，什么学堂捐、赈粜捐、警察捐、签捐、火车捐、土膏统捐等等，层出不穷，湖广总督陈夔龙还根据度支部奏定《印花税章程》，在湖北试办印花税票。所以时人说：“庚子以后，湖北筹款之多，甲于天下”，人民的负担亦甲天下。
这些苛捐杂税只是吏治窳败的冰山一角，许多官员贪赃枉法，暴虐成性，无恶不作。上文已述咨议局纠弹几个贪腐官员的事，而未被纠举之事更多，仅1910年见诸报端的就有候补道张赓飏办汉口筹饷局、厘金局差事，“中饱甚巨”，总办劝工院，购地无契，支出无账，“侵蚀之款，不下数十万”。他为人阴险异常，构陷同寅，攻击同行，无所不用其极。云梦县令张德炳，任用私人，大肆敛财，派其堂兄弟五人分充征收、账房、签押、监卡、门房，民间遇有控案，不先贿赂他们便被批驳，不予立案，当地人称之为“五虎”。署天门知县宋灿，额外苛征捐款，纵丁讹索规费，主仆平分，“民怨腾沸”。汉口警局坐办徐传笃，“居官违制，挟妓观剧，恃势寻衅，妄责无辜”。对于警察局的问题，连湖广总督瑞澂也承认：警察局几成盗匪歹徒“逋逃之薮”。
这些贪腐的官员还摧残媒体，压制言论，对敢于抨击时政，揭发官场丑闻的报纸动辄查封。《汉报》因转载《神州日报》之《老猿列传》，巡警道冯启钧便利用报馆股东失和之机，于1908年2月20日以“违背报律”“妨害治安”为由予以封禁。同年8月，经常刊登政治漫画讥讽官场的《江汉日报》因转载《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被陈夔龙以“胪列多款，词意狂悖，殊足扰乱大局，妨害公安”为由严行查禁，不准发行。
1909年春，《湖北日报》因连续刊载政治漫画《石龙》和《怪物图》嘲讽鄂督陈夔龙和统制张彪，被陈、张饬令夏口厅捕人封馆。至于著名的“大江报案”，下文将有详述，兹不赘。在此情况下，百姓被鱼肉后，呼号无门，怨声载途。
如果说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专制政府的压迫和剥削，是造成广大人民贫困的“人祸”，那么正是这些人祸推助了天灾的肆虐。
20世纪头十年，湖北自然灾害频发，使受中外反动势力压迫剥削的湖北人民经受更大的苦难。辛亥前数年连年水患，每年汛期，都有大堤溃口，受灾地区顿成泽国，淹毙人口无算，灾黎遍野。1908年3月襄河上游连日大雨，山洪爆发，下游黑夜洪峰忽至，“奔腾澎湃，锐不可遏”，以致满载数十万金货物的大小数百艘船只、约两千名船夫及其家小在熟睡中随洪涛卷入江心，两岸田庐荡然无存。本来汉口关道衙署接到襄阳水情电报，但关道梁敦彦正吸大烟，毫不在意，以致误事。那年大水，武汉三属湖乡颗粒无收，城内居民多处积水之中，后湖一片汪洋，数千户民居仅见破败之屋脊。米粮菜蔬腾贵，食盐因筹新舰队饷项而加价，炭捐因警察经费支绌而复征。1909年汛期，江汉各堤溃口，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安陆、荆州、荆门六府一州遭灾。武昌汉阳门城墙因水久泡而坍塌数丈，城上黄鹤楼旧址、旁边的怀日茶楼、照相馆及白龙池均随城墙崩塌。当年湖北水灾严重，受灾达三十余州县，灾民约三百万人，流落汉口的饥民即达二十万，“均栖息于沿途屋檐之下，遇风雪日多遭冻毙”。1911年汛期，武昌下新河、金沙洲、白沙洲、鲇鱼套，汉阳门外及筷子街一带，被淹上千家，上下警区及武昌船关、毡呢厂、红砖厂、农业学堂等均在水中央。
湖北有长江及其最大支流汉水穿境而过，古云梦泽又使湖北成千湖之省，水灾是湖北发生频率最高，造成危害最重的自然灾害，防治洪水，救济灾民，本来应是湖北各级官府的重要职责和主要职能之一，但是贪腐的官僚体制却常常导致城镇、乡垸成为在洪涝灾害面前不设防之地。大堤多年不修，修则偷工减料，洪水一至，立即显示出豆腐渣工程的危害。如，1910年，在“十年九淹”的沔阳州，刚修的九合、姚老等新堤被冲溃，人们感到不解，经查才知九合堤并未完工，已筑工程只不过八成，而承修委员候补知府冯敩彭恐受迟误之咎，在将溃前一日，捏报全工完竣。后来其意图侵冒、工程草率、所用员司克扣工款等罪状一一查实，受到摘去顶戴的处分。官吏的弄虚作假使本来在前两年大水灾中已遭受“十室九空，即绅富亦成饿莩”惨苦的沔阳人民又再次受到灭顶之灾。再如，为襄阳、荆州两府属十余州县屏障的沙洋大堤，在1910年大水冲溃后，总督在入冬时就奏派多名官员负责兴修，数月后，到1911年汛期仍未堵合恰遇连日大雨，汉水陡涨，已成之工多被冲刷，致使已筑成之新堤冲溃一百三十余丈，总督瑞澂不得已上奏自请议处。上谕认为承办各员难辞其咎，予以坐办委员候补知府彭先觉、分修中段委员候选知县常梧、分修东段委员候补知县方述猷、总办堤工候补道袁励桢、前派查勘堤工之丁忧湖北候补知府伍玑等不同程度的处罚。这次沙洋溃堤，使潜江、监利连带受淹，所有受灾之区，“一片汪洋，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掘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惨状令人不忍目睹”。
医室外等待就诊的灾民
人祸与天灾交相侵逼，社会矛盾加剧，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只得铤而走险，投身到反抗的行列。20世纪初年湖北的民变事件此起彼伏，主要形式有工人罢工，商人抗捐，饥民抢米，会党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