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5）(3)
如果说各地民变的主角是下层民众的话，那么，保路风潮则是以士绅和商人为主的各阶层参与的民众运动。
在20世纪初年收回利权运动中，湖北铁路风潮也很炽盛，对清王朝的离心倾向直接导致了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时民众对革命的拥护。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费了很大力气将粤汉、川汉铁路筑路权从外国人手中赎回自办，因官府资金不足，改为官督商办，在川、鄂、湘、粤募集民股。后工程进展缓慢，资金窘迫，张之洞转向“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的政策。
张之洞举借铁路外债的消息传出，各界深恐利权外流，一时群情汹涌。湖北留日学生也致电张之洞表示抗议。他们为捍卫中国利权，成立留日两湖铁路协会，极力抗争。湖北留日学生铁路会于1909年10月30日在《民呼日报》发表《为川汉粤汉借款自办事警告乡人启》，指出“川粤汉两铁道之借款承办，小言之即吾人亡身亡家之问题，大言之即吾人亡国亡种之问题”，呼吁乡人“誓拒外款，仍归商办”。张之洞去世后，清政府借口利用外资开发实业，与四国银行团洽谈借款。湖北留日学生公推张伯烈、夏道南为代表返回湖北，运动各团体力争自办。他们于1909年11月回到武昌，正拟组织铁路协会向邮传部争办鄂路的省咨议局召开特别欢迎会，张、夏二人痛陈借款之病与商办路事之利益及办法。各议员相继演说，使欢迎会开成了拒款大会、铁路协会成立大会。张、夏二人撰写的《湖北商办铁路意见书》被广为散发，影响颇大。
张伯烈夏道南《湖北商办铁路意见书》传单
湖北商办铁路协会成立后，由立宪派所领导的抵制清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爱国运动逐渐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1909年11月14日，湖北铁路协会在汉口四官殿开特别大会，到会者三千余人。各阶层代表先后登台演说。农民余民三登台演讲，洋洋数千言，慷慨激昂，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星士（即算命先生）黄孝春也在会上演说，并捐钱四串充作协会经费。四天后，协会又在四官殿开会选举职员，除了选出刘心源为会长，刘人祥、万昭度为副会长外，张伯烈推举吴兆泰、宓昌墀为晋京代表。当有人提议增加张伯烈为代表时，他以自己人微言轻，极力推辞，忽有二十九标军人陶勋臣登台挥刀自断其指，连声呼喊：“定要张君伯烈晋京！定要张君伯烈晋京！”张深受感动，洒泪应允。陶勋成断指争路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社会各界踊跃认股，工商界、学界、军界和工人、市民都纷纷解囊认购铁路股份。
晋京代表于年底启程北上请愿，几番上书，邮传部迟迟不予答复。1910年初，护理湖广总督、铁路协会、湖北咨议局、湖北教育会、武昌总商会以及汉口商界、善堂、报界等皆致电军机处和外务、度支、邮传诸部，陈明股款已齐，要求准予商办。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便令代表及同乡京官具禀到部，陈请设立商办铁路公司，以便核准。1910年3月24日邮传部批准湖北设立商办川粤汉铁路公司，请愿代表由此离京返回湖北，预备开办路事。
商办路事，并不容易，颇多阻力与曲折。先有英、美、德、法四国代表对外务部、邮传部施压，催逼签约。继而邮传部也出尔反尔，借口湖北绅民毫无集股实力，而转与四国签约。湖北各界在铁路协会组织下，于1910年9月拟成立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意欲形成实体，阻止签约。然而，因源茂钱庄倒闭，副会长万昭度顿失财产之信用；另一副会长刘人祥又因受鄂督严斥，颇有辞职之意。主持会务的只有刘心源一人，而刘心源为人过于忠厚，不是创业之才，铁路公司总理一职未决，导致人心观望不前。加上湖北连年水灾，年荒米贵，商业萧条，集股工作进展缓慢。
各地商办铁路组织散漫，财力单薄，使清政府得以进一步推行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国有”政策。1911年初，清政府委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大臣，取消鄂路商办，先后向英、美、德、法银行借款。对于以前所征收的商股，或还本不还息、或发还六成，另四成给无利股票、或发给国家保利股票，直接危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从而使铁路风潮更趋激荡。
鄂人对盛宣怀极力破坏已获批准商办之事非常不满，誓死抵制，再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晋京力争。6月初，汤化龙和副议长张国溶等人赴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除武昌万余人在阅马场送行外，汉口各团体又在六渡桥宪政同志会为汤化龙入都拒债争路饯行。会上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大家表示汤化龙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其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入都接续拼之以死。忽有一身份不明的人上台高声说道：“诸君均言以死殉，此最下之策也。政府向恃专横，视人民如草芥，尔之死无足轻重，纵死无量数之人，于事无济。我以有用之身拼腐败之政府，死殊不值得。如此办法，有用之人皆死，则腐败政府独存，将来国家沦亡，何可复兴？愚见如腐败政府不允人民所请，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则我一般有用之人皆可做事。与其死于亡国后，不如死于未亡之前；与其死于腐败政府之手而后已，曷若腐败政府死于我之手而后已。同一死也，只求死得其所。”试看此人言论，可以推测是革命党人在不失时机地宣传反清革命。革命言论公开道出，说明革命形势的确成熟了。
汤化龙、张国溶在京与各省咨议局议长商讨对策，联络同乡京官，呈请都察院代奏，弹劾盛宣怀，坚持铁路商办，拒不承认借款合同。湖北咨议局则在汉召集绅、学、商各界数千人开会，反对“铁路国有”政策。其中爱国军人、学生占大多数。他们慷慨陈词，大呼救国。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事后有人将此十六字制成铜版，载于各地报章。
鄂路获准商办之后，宜昌设立了分公司，开工建筑。因此工地上有数万筑路工人。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该公司于6月28日即行停工，将工人概行遣散。而川汉铁路股东们群起质问，并纷纷向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索回股本。公司一味搪塞，股东们便痛殴公司管理员，并将公司器具、房屋全行拆毁。宜昌知府派军队镇压，众股东各回乡村，纠集农民两千余人与清军发生冲突，打死士兵20多人。
湖北铁路风潮在“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后并没有发展成四川保路运动那样的大规模的激烈群众运动，原因在于湖北民股远不及四川多，而且无所谓“租股”，因而农民和会党群众介入的少，立宪派易于控制运动的方向，汤化龙等人又利用咨议局对偿还民股作出了具体安排，所以民间反应不及四川强烈。同时，在运动最高潮时期，湖北革命党人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武装起义，深恐立宪派绅士鼓动的铁路风潮阻碍革命运动的进行，故镇静以待，没有过多地卷入风潮中。诚然，湖北铁路风潮还是起到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各阶层民众不仅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切身利益的丧失中，体会到清政府的腐朽反动，士绅阶层也转而同情革命，革命氛围前所未有的浓厚，以致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大民众支持革命，立宪派人士也积极应变，向革命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