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工业不甚发达，罢工多发生在店铺伙计和作坊工匠之中，产业工人罢工的不多。1907年4月，汉口杨家河米船黄孝两帮雇工因要求增加工资聚众数千，捣毁黄陂公所，打坏警官肩舆。7月，汉口铜币局工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罢工。1908年，在武昌中和门外的新军马队八标营房由汉口木工作坊邬孙记承修，年底将竣工时，尚有五万两尾款延不交付，致使各工匠领不到工资回籍度岁，遂集体罢工，聚集七八百人到该标标统龚光明公馆索要工钱，迫使龚答允照数发价，众人始散去。1909年还有汉口布店帮伙罢工、染坊职工同盟罢工。同年，武穴镇米店职工三百余人为争工资也组织过同盟罢工。1909年7月，汉口江岸火车头工厂法国工程师和副厂长狼狈为奸，克扣工人薪水，入厂当工人要向其行贿三十元，还无故开除老实工人，全厂工人无不愤怒，集议停工，以示抗议，并要求据此禀告邮传部，将法国工程师辞退，否者全体工人自行解散，使工厂关门。同年12月，汉口外商顺丰、阜昌、兴泰等砖茶厂工人为反对工头盘剥并要求增加工资，遭到厂方拒绝，八九千工人遂举行同盟罢工，痛殴工头。

　　前述各种苛捐杂税压得商民喘不过气来，各地商民通过抗捐罢市表达对官府横征暴敛的不满。据上海《汇报》报道，1906年6月，武昌白沙洲和汉阳鹦鹉洲竹木商人反对在该两处占地作粤汉、川汉铁路路基，一致决定拒交竹木捐以相抵制。鹦鹉洲木商被县令拘禁，引起脚夫二千人大闹县衙，捣毁警局。同月，湖北新堤官吏勒索派捐，“商家相率罢市”。7月26日，武昌县乡民反抗苛捐杂税，殴伤知县。1907年10月，湖北南漳筹饷局征收烟酒捐，群众毁局殴官，抢夺税款。1908年11月，汉口商人于加征商税的商捐局开局之日，相约罢市，“以相抵抗”。1909年2月，因官方逐日清查征收的土膏捐，对未缴商店予以处罚，汉口商人又以罢市行动表示抗议。

　　连年灾荒导致粮食减产，粮价飞涨，官僚、地主和不法商人又囤积居奇，贫民根本买不到米，饥寒交迫的民众采取了抢粮的极端行动。1906年，沔阳、武穴、通山等地发生饥荒，兴国州（今阳新）饥民认为米价昂贵是官府抽收米捐办学堂了，“相率将该处学堂打毁”。1909年，枣阳县因春荒，各乡饥民三四千人齐赴县衙要求赈济，并任意抢劫富户。同年7月，沔阳遭受严重水灾，有些地方灾民绝粮三日，为饥饿所迫，抢劫富户。8月，武昌武胜门外塘角地方，有饥民数百人行抢，被抓获后声诉实迫于“饥饿难堪，只抢米粮，不窃财物”。1910年，震动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波及湖北，据《时报》报道，“鄂省饥民纷纷来湘乞食”，交界之公安、石首、监利等县赴湖南逃荒，虽随时资遣回籍，复又络绎而至，“时有会匪勾结抢劫，势甚猖獗”。当年5月，武穴饥民连续两日抢劫米店，并影响到广济。崇阳县群众要求禁米出境，并将奸商张永兴偷运出境的米“拦抢一空”。沔阳州饥民千余人围集街市，劫抢富户，驻防该地的新军出面弹压，饥民持械反抗，竟演变成军民混战的严重事件。

枣阳饥民暴动图

　　清末会党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船工和行走江湖的流氓无产者组成，属于社会底层，平时各自艰难地讨生活，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啸聚山林，对抗官兵。他们有的打着“反清复明”旗号，革命党人常常联络他们参与革命运动。湖北各地会党活动比较频繁，他们或者与饥民联合，或者与反洋教群众合作，以壮大声势，闹得当局寝食难安。史籍上有记载的会党活动，重要的有红灯会首领方汉臣、柯玉山等开堂放票，聚集会众，挖地道，备枪械，昼伏夜聚，在武昌（今鄂州）、大冶、咸宁、通山、崇阳等县与官兵周旋相抗数年，于1910年乃被瑞澂派新军剿平。罗田、麻城、英山、黄冈等县与河南、安徽接壤地方，在1906—1908年间，常有会党武装活动，攻打衙门，焚毁教堂，与官军对抗。老河口一带的义和拳众有数万之多，1906年初，声称“奉天承命统领天下九龙天兵扫荡清朝”，还打出了弥勒圣主和圣德元年的“国号”，与鄂豫两省刀会联络，准备在除夕起事，因泄密失败，首领柯了凡、孙老幺等被捕处死。1907年，有随州洪江会、红灯会起事，还发生了鹤峰、长乐（今五峰）与湖南石门、慈利一带会党联络饥民暴动的事件。1910年初，郧阳红灯会众数千，分布陕豫附近，准备起事。1911年1月，咸丰县温朝钟、黄明星领导铁血英雄会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占据咸丰、四川的黔江两县城，温朝钟被举为国民军司令总长，黄明星掌军需。温朝钟所部国民军威震鄂西川东一带。

　　20世纪在武汉发生的影响较大的民变事件主要有如下几件：

　　第一件是汉口摊贩罢市风潮。1908年，湖北巡警道准备对汉口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加以取缔，并拟建设商亭予以安置。4月11日传令汉口沿街鱼肉、小菜、熟食以及各项杂货等摊概行撤去。12日，原湖广总督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到汉口拜会各国领事，并往各处辞行，还准备从汉口乘轮船赴川履新。巡警道冯启钧为了向长官示好，以有碍官员马车通行为由，命令汉口警察逐段驱逐，勒令沿街商贩停业。平时耀武扬威惯了的警察，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驱逐沿街各种商贩，更有武弁挥斧示威，搞得怨声载道。三天后，各摊商准备复业时获知永久取缔，不准复业，顿失生计的商贩群情激愤，会议抵制，沿街商贩越聚越多，达数千之众，蜂拥至汉黄德道署，跪恳生路。当局派军警弹压，商贩群起反抗，相率罢市，并沿途砸毁警局，殴打警员，捣毁学堂，并将冯启钧的产业河街清佳楼和轮渡趸船一起砸毁。参加抗议的商贩强迫各业一律罢市，有日本洋货店开门营业，被商贩蜂拥而至，不准营业，日人竟开枪射向人群，结果该店亦被捣毁一空。总督派张彪、黎元洪率兵到汉口镇压，又通过商会人士沿街开导，声称奉新制军陈夔龙手谕，令各安生业，照旧设摊，立即开市。警方也表示，待商亭建好后再迁那里营业，风潮始得平息。

　　第二件是汉口后湖地户反清丈风潮。就在汉口摊贩罢市事件过后不久，又有汉口后湖地户反清丈风潮发生。汉口西北今中山大道以外，原有许多湖泊、池塘、水凼，均在旧襄河故道，汉口人将之统称为“后湖”。张之洞主持修筑后湖长堤（张公堤）以前，已有部分居民在各处墩子上生活、劳作。修了张公堤后，排去湖水，涸出可耕地九万余亩，鄂、豫、皖、赣四省来此生活和耕种的农民、灾民更多。他们栽瓜种菜，借以营生，地契经兵燹遗失甚多，昔时官府尚未深究。1908年，汉口清丈局重新测量后湖地区土地，根据前任鄂督赵尔巽所立新章，“凡后湖基地无约据为凭者，即是官荒，充公，即有约据书写丈尺不符者，亦是官荒，照章充公”。后湖一带无约业主恐怕自家土地充公，无立足之地，群相聚议，刊刻申诉苦惨传单遍贴街市，并准备联名赴官署请愿。谁知清丈局委员于6月6日至后湖丈量土地，当地湖民群聚环求苦诉。巡警道闻讯调派巡捕营徐升率领营兵，各带枪械，意图恫吓，并与湖民发生冲突，打伤湖民八人。愤怒的湖民蜂拥至清丈局，捣毁局所门窗、用具等。张彪带兵前来弹压，湖民遂将受伤之人抬至夏口厅验视。当时人山人海，有手执香者，有呼冤者。经夏口厅金煦生等婉言劝谕，答允另筹妥善办法，湖民乃散去。旋由新任总督陈夔龙示谕，委派黄祖徽任清丈局会办，查照以前张之洞所定章程，体察现在情形，勘酌妥善办法，并将指挥营兵击伤湖民的徐升予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事态才平息。

　　以上两个事件其实就是巡警道冯启钧平日纵容警察为非作歹所生积怨的总爆发，诚如后任湖广总督瑞澂所说：在冯启钧任内，“巡警章制毫不讲求，任用私人，纵容劣弁，徇利忘义，厚自封殖，驯致所谓保卫商民之巡警反以扰害商民，扰害商民且不足，复波及于往来行旅，人言藉藉，群相指目”。瑞澂为平民愤，奏准将冯启钧革职，将徐升等人正法。

　　第三件是吴一狗案引发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风潮。1911年1月21日，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在英租界拉车暴毙，巡捕房西医验尸后称吴一狗“系气厥致死”，命人抬往华界马路，嘱华警召人认领。与吴一狗同住后湖一带的人力车夫及填湖民工闻讯赶来，认为吴一狗系被英捕殴打致死，感叹华人性命不值一钱，乃连夜将吴一狗尸又抬回巡捕房理论。夏口厅丞王国铎派防营勇丁前来弹压，同时由仵作相验，亦称“委系病死，毫无伤痕”，企图平息事端，众车夫和劳工大愤，认为“官袒洋人，我辈此后在租界谋生，性命殊属危险”，遂倡议租界车夫罢工，如违众者必撵殴之。次日，后湖一带人力车夫和填湖民工一律罢工，租界无一辆人力车行走。人力车夫、填湖民工和租界码头工人来到巡捕房抗议，遭到英国海军陆战队的射击，死伤20余人，示威工人和围观群众见状返奔，途遇汉口地方官员，众人愤怒之下用石块砸伤江汉关道齐耀珊和夏口厅王国铎。总督瑞澂见事态扩大，派提督张彪率兵前来“和平弹压”，示威群众才陆续散去。后清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英方抚恤死伤者，反被英领事借口乱民损毁租界设施索赔2万元而了事。此事件引起商界气愤，报界不平，《大江白话报》连日以头号字标题公开揭载，还发表社论《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严厉谴责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抨击武汉当局的妥协行径。此事件还引起省城武昌也十分紧张，1911年2月2日《时报》报道说：“瑞督于二十二日谕令司道并派军队渡汉弹压解散外，以省垣人士对于兹事三五成群互相谣传，诚恐有匪徒从中煽惑，扰害治安，特饬张统制、黎协统派拨三十一、二两标及工程、辎重各营，分驻各署、局、所、厂及火药、敬慎等库及教堂、洋员住宅，以资保卫。派兵六队，昼夜梭巡城厢内外，谕令至除夕方允撤回。汉阳各教堂亦责任汉阳协陈士恒调拨绿防营兵驻扎保护。又饬巡警道遴派侦探在武汉三埠查拿造谣惑众之徒，沿途均派全班巡士弹压。又调长江舰队楚同、楚有两舰停泊江面。防备之周，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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