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6）
“种豆得瓜”：张之洞与武昌起义
首义先驱、荆楚英杰张难先先生1945年双十节应约为《湖北论坛》杂志社撰文《武昌首义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谈了对张之洞在负面帮助革命党人成功发动武昌首义以及清廷之所以亡的看法。他从张之洞督鄂、去鄂及其死亡三个层面来谈张之洞与武昌首义的关系。
首先，张难先认为，张之洞“督鄂十有七年，建树最多。其局干之开拓，规模之宏远，实为中外人士所震惊。一方面发扬固有之声教，一面追逐欧美之文明，合冶中西学说，其势突飞猛进。两湖人士在张氏领导之下，新旧知识皆极充足。尤其铁政、枪炮、钢药、钱币等局厂，张氏以全力赴之。物质进步，全国无两。所以辛亥楚人一呼，尽借张氏之缔造，以成不世之伟业。此张氏督鄂与武昌首义之显著关系也。”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前后十七八年。如果说，嘉道以来封疆大吏在一个地方任总督时间最长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二十五年）是冠军的话，那么，张之洞就是亚军了。在一个地方任职时间长，可以从容地实践自己的执政理念。张之洞督鄂期间，办洋务，办新政，建树最多，使湖北早期现代化后来居上，“中部崛起”，这在当时朝野是有目共睹的，在今天也为学术界和民间所肯定。张之洞在湖北提倡实业，创办近代化工矿企业、军工企业和轻纺工业，支持民营工商业的发展，改良农业；修筑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改革教育，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并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编练新军，并用现代装备和军事技能将他们武装起来；改革市政，兴办各种市政工程……张之洞办这些实事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挽救走向末路的清王朝统治，但客观上却从物质、精神和人才等层面为武汉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为清王朝的垮台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张之洞办公照
从物质层面上说，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和湖北兵工厂，生产了一批在当时的中国算是比较先进的武器。据陈夔龙1908年给朝廷的奏报，兵工厂“自开机制造以来，共造成步、马快枪十一万余支，枪弹四千数百万颗，各种快炮七百四十余尊，前膛钢炮一百二十余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余颗，前膛炮弹六万余颗，枪、炮器具各种钢胚四十四万六千余磅，无烟枪、炮药二十七万余磅，硝镪水二百数十万磅。除拨解京师暨本省各军营以及各省拨购外，所存军械、弹药，为数尚夥”。这些武器很大一部分储存在武昌楚望台军械库，有史料说：楚望台军械库“存枪炮子弹甚多，其详数今无可稽。闻初在德国购七米里九毛瑟双筒枪一万余支，继在日购六米里五枪一万五千支，后由汉阳兵工厂自造单筒六米里五枪数万支，多储藏其内”。故工八营发难后，首先占领楚望台，打开军械库，各路起义军在此集合，拿起这些枪炮攻打督署和其他清军阵地。汉阳光复后，兵工厂、钢药厂生产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阳夏保卫战的前沿阵地，成为抵抗清军的利器。这就是张难先所说的，张之洞“办理枪炮厂、钢药厂也，若为革命党储备军械”。张之洞设立的官钱局，创办的银元局、铜元局和造币厂，制造和搜刮了不少财富，仅官钱局发行银两票、银元票和制钱票所获利润就有五百万两之多。这些钱财储存在藩库，维持着湖北当局的常年运转。武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占领藩库，吴兆麟、蔡济民、李作栋等同往藩库铜币局、官钱局点验款目，计藩库实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银元七十余万元，银八十万两，铜钱四十万串。官钱局存铜钱二百万串，官票八百万张，库银二十万两，银元三十万元。总计存款四千万元。点验后由胡延佐负责藩库。满库的银元宝、银币和台票落入起义军手中，当时守卫藩库的士兵和官长“见着银钱分文不妄取，藩库和官钱局之现款，敞开大门，无人拿走”。藩库和官钱局成为支撑湖北军政府运转的重要经济来源，官钱局甚至被当做军政当局的金库，一遇用款即要求官钱局印发官票。这即是张难先所说的，“其办理造币厂、官钱局也，若为革命党筹措饷糈”。对比以前同盟会在南方发动的历次起义，款项在华侨中筹集，武器在国外购买运来，物质条件不知好多少倍。这也是武昌起义能迅速成功，而南方起义旋起旋败的原因之一。所以说，武昌首义借张之洞的建设成就，建立了革命的不世之伟业。
从精神层面上说，张之洞大体懂得世界潮流，知道不向西方学习，中国很难在国际上立足，他说：“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异，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他认为“变西法”能够化中国与各国互相仇视之见，变西法“人才乃能出，武备乃能修，教案乃能止息，商约乃能公平，矿务乃能开辟，内地洋人乃不横行，乱党乃可消散，圣教乃能久存”。因此他在保守中学这个“体”的同时，大力提倡学习西学以为“用”，在整顿中法的同时，建议采用西法，主张通过广派游历，多译东西各国书以增长官员海外见闻，增进对外国政术、学术的了解和学习；通过练外国操和广军实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增强抵御外侮的国防实力；通过修农政，劝工艺以发展农业和工商业，达到富民富国的目的；通过定矿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以便能用法律武器在中外经济交涉中维护中国权益；通过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这些措施实行起来，不仅改变了祖宗的许多陈法，还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获致“群迷顿觉，急思变计”的效果。“广派游历”，“多译东西各国书”的结果，使人们从在外国的见闻和欧美日本的书本中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反过来审视自己的国家，认识到从船炮到工艺乃至政治制度都落后于人而老是挨打的现实，于是就有了改变中国现状的诉求，有的要改革，从体制内改陋为良，与欧美同风；有的要革命，从体制外推翻造成国弱民贫的清朝专制统治。这就是张难先所说：在张之洞思想的影响下，湖北民众“一方面发扬固有之声教，一面追逐欧美之文明，合冶中西学说，其势突飞猛进。两湖人士在张氏领导之下，新旧知识皆极充足。”
由张之洞提倡西学而引发的这些认识就是武昌首义的思想基础，正是有了这种思想基础，在工八营打响第一枪后，各军营、各学堂乃至广大市民都起来响应；起义军到咨议局后，许多立宪派人士都来附从革命，“咸与维新”；湖北革命党人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最终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中国迈开了走向西式民主共和的蹒跚步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