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6）(3)
赵尔巽算是颇具才干的革新官员，继张之洞之后为湖北新政做了几件实事。相传赵尔巽初到鄂督任时，每喜欢微服出巡，侦查官场及社会情弊，并于督署门前设立密告箱，雷厉风行，人皆凛凛焉。一天，长江大风，波涛山立。赵尔巽由汉口返武昌，在江边觅渡。此时载客渡江者，只有公渡局之红船。照例红船渡资，每人只收十文，惟一遇大风，则渡者必十倍索价。怕客人不给高价，必等船至江心，颠簸于白浪滔天之中，则故作危词以索之。客人中胆小的，宁愿倾囊以赠，求脱此险。也有胆大者，抗不照给，往往发生争斗，于是一船人的生命立刻处于危险之中。赵尔巽这次渡江，布衣小帽，杂坐于贩夫走卒之中，舟子索钱情形，就像前面讲的那样。赵尔巽从怀里掏出台票二张给舟子，并说：“浪急船危，勿因收钱误大事，全船渡资我一人出了。”哪知舟子得钱后，竟向大家说：“此客出渡资二串，请大家援例可也。”全船客人大哗，均埋怨赵尔巽多事，赵此时也不敢吱声，只得听舟子吩咐，每人给二百文，船才靠岸。赵尔巽进城后，立即到江夏县署，命人把舟子抓来严惩，并且重办公渡局办事人员。此事传出，人们才知赵尔巽喜欢微行，均以彭刚直第二称誉他，街巷中人们怕被赵督密访，竟谈虎色变。但也有人说，赵是旗人，其秘密出游，为了探听革命党的行动，并非关心于利弊兴革。
赵尔巽在湖广任上仅半年时间，难以做出更大成绩。而且他的上任与离任都给湖北留下不好的印象。他来接任湖广总督时，湖北官场刮起一阵向新总督献礼的歪风，张彪筹集十几万两银子，向上司表忠心，其他人等也不甘落后，他照单全收，落下一个敛财的坏名声。他调任四川总督离汉时又留下胆小怕事的形象。其继任者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卷二中记载：巡警道冯启钧取缔汉口沿街摊贩，汉口警察又因赵尔巽要去租界向各国领事辞行而鲁莽清道，引起摊贩1000余人抗议。赵尔巽去租界拜客时，骑马走在路上，途遇示威群众，众商遮拦马首呈诉，请同意复摊，赵尔巽并不出言安抚，以便平息事态，而是勒回马头，拚命狂奔，竟乘扁舟而逃。众商见其飞奔示弱，一时人声鼎沸，相率穷追，导致事态更趋严重，后经军警镇压才恢复市面平静。陈夔龙抱怨说：“某制军督鄂甫半载，不能为鄂造纤芥之福，几至为鄂酿滔天之祸。”陈夔龙还借张之洞之口批评赵尔巽，称张之洞当着他的面对袁世凯说：“君言我所办湖北新政，后任决不敢改作。试观今日鄂督所陈奏各节，其意何居。且其奏调各员，均非其选，不恤将我廿余年苦心经营缔造诸政策一力推翻。”袁世凯见其意极愤愤，婉言表示要代为疏通，当时就嘱陈夔龙过鄂时传语赵尔巽，告诉他张之洞所办兴学、练兵、理财、用人各大端，极宜萧规曹随，不可妄行更易。
陈夔龙来鄂也是有故事的。本来1907年9月朝廷准备调他去任四川总督，但其夫人许禧身“惮于路远不愿随往”，通过义父奕劻的关系改调湖广总督。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中说：“许夫人禧身以一妇人而改恩命，尤我朝所未有也”。日本人田原天南编的《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亦指出，陈夔龙之所以有如此顺境，是因为他得庆亲王的信任，并懂得宦海沉浮的诀窍。陈夔龙有昏聩贪婪的奕劻为奥援，在当时的湖北差不多是人所共知的事实。1908年3月陈夔龙来湖北后，在当时大环境大气候的影响下，在举办新政和推行预备立宪方面多少做了一些工作，但同时由于风潮迭起，他在任上遇到汉口摊贩罢市风潮、后湖地户反清丈风潮、安庆革命党人熊成基起义、因水灾频发引起的饥民抢米风潮，等等，派兵镇压是少不了的。他还在回忆录《梦蕉亭杂记》中得意地写道：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后，“全国震惊，武汉地方人心浮动，讹言四起。余不动声色，密饬黎协统、金观察多方镇压，得以转危为安。”这些所作所为，当然引起革命派和民众的不满，当年《湖北日报》就曾刊载向炎生的政治漫画《石龙》来讥讽陈夔龙。这也是张难先贬低他的原因。尽管张之洞和袁世凯都向陈夔龙表示过对张之洞在湖北所办事业只能萧规曹随，但他认为今昔情形不同，“萧规在望，有愧曹随”，他对张之洞不修复黄鹤楼有看法，与柯逢时曾倡议重修，只因调任北洋而搁置。他还对新军各标营营房多在城内蛇山附近，镇司令部和协司令部同在一区域的布局感到诧异，认为是张之洞当日经营缔造贸然出此。他认为这种布局，“杂居共处”，易滋群哄，万一变生肘腋，为患不可胜言。他想改作，又恐动摇军心，再加习惯已久，一时难以找到更好的地方建设营房，思来想去，无术补救。他调离后不久，辛亥年果然变生肘腋，无从防御，成就了武昌起义。对此他耿耿于怀，认为空谈误国的“夷甫诸人”难辞其咎。
瑞澂虽说出身名门，少年时曾是“京城三（恶）少”之一，但从政以后，一去纨绔习性，在仕途上“有治声”，“颇负持正名”，“中外交诵其能”。任苏抚，澄吏治，肃军纪，严警政，颇有政绩，遂升迁湖广总督。上任后，正逢朝廷推行新政，预备立宪，他顺应潮流，“凡置警、兴学、设咨议局、立审检厅，一切皆治办”，并与立宪派人士交欢，纠弹阻扰新政劣绅，联名电请立即组织内阁，速开国会，名声因此大噪。历史学家章开沅评价说：“瑞澂并不是腐败官僚，他是个积极推动改革的人”。瑞澂失败在两点上。一是其前任陈夔龙所说的，他“恣睢暴虐，变遂生于肘腋之间，无从防御”。虽然他为了立威，寻找口实劾罢其前任陈夔龙信任的巡警道冯启钧等人，诛杀冯的爪牙民愤极大的汉口警察局总办徐升，除掉了革命的一个障碍，但他又为了维护地面安宁，弹压过抢米风潮和车夫吴一狗案引发的民变；为了打击革命党人，制造了大江报案，对军中的革命党也严加防范。弹压民变，钳制舆论，防范革命，引起民众和舆论的不满，也引起革命党的反弹，他们抓紧了起义的准备。瑞澂缴获革命党名册后，按名抓捕，并连夜杀害彭、刘、杨三人，点燃工程八营发难的导火索。二是当起义军攻打督署时，他听从老婆廖克玉母女和部下让他逃走的话，这一走，使张彪以下将士军心涣散，客观上成就了武昌首义。
张之洞离开湖北后，继任的三位总督，治鄂时间均不长，政绩不彰，而方略和胆识，更不能望张之洞项背，此时的湖北成为清朝统治链条上薄弱的一环，故武昌首义能够一举成功。张之洞已有预言：“如果离鄂，两湖必乱”。
这就是张难先所说的：“综张氏之行事以观，苟不去鄂，当可延觉罗短时间之命运。”
最后，张难先认为：“张氏盱衡大势，不愿离鄂已如上述。然当时枢府大政发言盈庭，终须遥决于张氏。十年来之鄂府几成无形之内阁。故于丁未真除，乃不久两宫殂谢。三龄之宣统嗣立，朝政皆决于亲贵。当时举国传闻谓摄政、庆邸欲举海陆军大权授诸少不更事之涛、洵贝勒，张氏固争，受侮于奕劻而大病。国人闻此者群绝望于清廷，不啻为吾党驱鱼驱爵。又不久，下一谕旨谓依宪法大纲朕为大清帝国统率陆海军大元帅，暂由监国摄政王代理。张氏力争，谓如此，舆情不属。载澧曰：‘此直隶绅士语耳。’张氏曰：‘不然。舆情不属恐激变。’载澧曰：‘吾有兵在，怕谁？’张氏遂咯血出，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回邸即一病不起。此宣统元年夏秋间事，全国争相传播，于是素与吾党立异者亦知清胄不永。吾党亦愈加策励，致有辛亥之成功。所以张氏之死即为人心背清之动力，又与武昌首义有极大之关系者也。”
自从曾国藩率湘军、李鸿章率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迎来大清王朝“同治中兴”后，一些有实力的汉族大员，包括封疆大吏和地方军阀，权力得以加强，清廷对他们更为倚重，有的拜相，有的入军机，有的封爵，受到重用。到20世纪初年，老成凋谢，朝廷推行新政所倚重的大臣主要是张之洞与袁世凯了。张之洞与刘坤一所奏江楚变法三疏，几成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纲领。朝廷重大决策的出台都需要征求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成为慈禧太后的肱股之臣。1903年张之洞被专门调到京师，制定新的学制；废除科举也主要是由张之洞、袁世凯推动的。张难先所说“十年来之鄂府几成无形之内阁”，虽有些夸张，但反映了张之洞的重要性。1907年张之洞极不情愿地离鄂进京，本应得到进一步的信任和重用，然而在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后，摄政王载沣等一干清廷亲贵，少不更事，怕统治地位不稳，怕汉族大员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遵从不可重用汉人的“祖训”，把军政大权牢牢抓在手中。先拟杀袁世凯，经张之洞谏阻才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后又在几件事情上拒绝张之洞的诤言而一意孤行，使张之洞气得病情加重。陕甘总督升允奏阻立宪，自请开缺，张之洞认为所言虽过当，在旗员究属正派，建议留任，但载沣不听，反而听从素嫉升允的奕劻的意见，准升允辞职，张之洞无可奈何，“意颇抑郁”。为集军权于亲贵手中，由摄政王载沣代皇帝为统率海陆军大元帅，并先行专设军咨处，以贝勒毓朗管理；添派镇国将军载涛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贝勒载洵充筹备海军大臣。张之洞坚持认为不可，但遭到载沣断然拒绝，大失所望之余，气得捶胸呕血。津浦铁路总办李顺德等营私舞弊被弹劾革职，并以吕海寰失察开去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差事，奕劻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载沣已经同意，张之洞说不可，因舆情不属，恐激变，载沣却说，不怕，我有兵在。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张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咯血而出，胁痛益甚。张之洞忠心谋国，却多次在摄政王那里受到折辱，病情一天天加重，终于在1909年10月4日溘然长逝。当时的监察御史胡思敬在其著作《国闻备乘》中写道：“之洞生平多处顺境，晚岁官愈高而境愈逆，由是郁郁成疾”。此话诚然，张之洞原来任封疆大吏，在地方上说一不二；原来得慈禧信任，言听计从。到入参军机后，处处遭掣肘，诤言无人听，以致临终想以“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来与摄政王共勉，使其幡然醒悟，哪知“冀一悟而未能也”，只得带着“国运尽矣”的遗憾赍志以殁。张之洞的遭遇和“国运尽矣”的预言，使原来忠于清廷的人知清祚不永，准备随时应变；而革命党人看到清廷夕阳西下，更加努力准备发动革命，予将死之清朝致命一击。
这就是张难先所说：“张氏之死即为人心背清之动力”，“直不啻为革命党写篇讨满清最精紧之檄文”。
的确，“天下事相反相成，其机如此”，这也是张之洞的门人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所说的“种豆得瓜”：
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处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人们常常借用孙中山的话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其实，张之洞因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他是忠于清朝的，他的新政举措只是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发生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人才储备。蔡寄鸥在《四十年来闻见录》中曾指出：“因学生鼓吹革命之故，遂授满员以口实，多主张停办学堂，恢复科举。惟张则尽力反对，谓非经营新政，决不足以自强。因而舆论纷传，指张为赞成革命者。其实张氏事清，极为忠实。因受甲午与庚子两役的刺激，故以练兵兴学为急务，谓为力谋强国则可，谓为赞成革命，宁不笑人。犹忆两湖开学时，张氏亲临行礼，在正学堂演说，以忠国爱国四字，再三勉励学生，并书联于正学堂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臣鹄子鹄；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法我先圣先师’。此岂赞成革命者口吻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