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才层面上说，张之洞举办的新政事业，客观上为武昌首义准备了文武两方面的人才，使“惟楚有材”从古人的一种艳羡、一种期许变成了现实。他创办的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他派遣出国深造的士子，有些人成为革命派，他们通过办报刊，译西书，印小册子，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科学知识，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批判保皇派的谬论，论述反清革命的合理性，不少青年学生就是捧着这些书刊走上革命道路的。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在起义前是造舆论的高手，在起义后是政权建设的行家，如，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归来的宋教仁、居正、汤化龙等人，在革命文稿的起草，军政府组织架构的设计和根本大法《鄂州约法》的制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是学习理工的留学生，回国来也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如，李四光就曾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并被南京临时政府特派为“汉口建筑筹备员”，为革命初期湖北、武汉的建设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新军，成为发动武昌首义的劲旅，他办的武备学堂和派出洋学习军事的一些学生成为辛亥革命中的著名将领：李书成作为参谋长协助黄兴指挥阳夏保卫战，吴禄贞配合武汉发动滦州兵谏，蓝天蔚率师北伐，扩大武昌起义的战果。

湖北新军将领合影

　　这就是张难先所说的，张之洞“办理文武学堂也，若为革命党培养人才”。

　　其次，张难先还认为：张之洞“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应召入阁。继任者为赵尔巽，赵氏明白务小节，不堪重寄。复易之以陈夔龙，陈氏庸碌下驷，更同自郐。乃以亲信、不晓事的瑞澂易之。瑞澂之至鄂也，自矜锋厉，专以诛锄流氓若徐升等为要务，尤其百侦党人视为终南捷径。于是明缉暗探，锻炼周纳，鄂垣变成恐怖时代。逮八月十九日杀彭、刘、杨三烈士于署前。当夜义军即起，清室以亡。然综张氏之行事以观，苟不去鄂，当可延觉罗短时间之命运。此则张氏去鄂与武昌首义有密切之关系者也。”

　　张之洞督鄂期间，处置反政府的人和事，采取“恩威并施”“宽严相济”的态度：既把自立军起事扼杀在摇篮中，并捕杀唐才常、傅慈祥等人，但在唐才常之弟唐才中在湖南被拏获后，又立即致电湖南巡抚俞廉三刀下留人，说“兄弟骈首，实有不忍”。笔者从《浏阳烈士传》载肖汝霖《唐才中传》查到：“清两湖总督张之洞，既杀烈士兄才常，闻烈士被逮，电致湘抚俞廉三，使从末减。廉三匿不宣，趣死烈士，以未及奉电闻。”就是说，张之洞希望减轻唐才中罪行，使不至处死，但湖南巡抚俞廉三将张之洞电报藏起，仍处死了唐才中，而以未收到电报来搪塞；张之洞杀了傅慈祥，但对留学归来的傅慈祥的同学、同党，同样参加了自立军起事的吴禄贞网开一面，甚至委以重任。既查封科学补习所，但又只把该所成员宋教仁、欧阳瑞骅开除学籍了事。既逮捕日知会骨干刘静庵等九人，但又听从肃亲王和美国公使、传教士或地方绅士的劝阻，“和平办理”，未杀一人，并予以“优待”，有的被获准保外就医（张难先、季雨霖），有的押回原籍监禁（梁钟汉、吴贡三），有的在狱中仍可会客，甚至参与革命活动（胡瑛、李亚东）。凡此种种，使张之洞在湖北比较得人心，即使是革命党人，对其也抱有好感，当时局势相对平稳。革命党人得此时机，扎根学堂和军营，从容地组建一个又一个革命组织。这就是张难先所说：“其纵唐才常之弟，曲护丙午被捕党人，大用吴禄贞，又若为革命党张目”。湖北革命势力的壮大，厚植于张之洞督鄂之时。

张之洞像

　　张之洞去鄂之后，继任者有赵尔巽、陈夔龙和瑞澂。张难先对此三人评价极低，说赵尔巽“明白务小节，不堪重寄”；说陈夔龙“庸碌下驷”，不值一谈；说瑞澂“自矜锋厉”，专以诛锄流氓为要务，百侦党人为升迁的捷径，“明缉暗探，锻炼周纳，鄂垣变成恐怖时代”。其实，此三人在鄂督任上还是有所作为的，只是督鄂时间都比较短，不像张之洞督鄂十七八年，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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