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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武昌首义》(连载7)

辛亥革命网 2021-03-22 14:22 来源:武汉出版社 作者:严昌洪 严锴 查看:20136
革命形势发展以后,各省革命党人加强了联络,两省革命党人互通声气,并且相约湘省发难,鄂省及时响应,反之亦然。

“八月十五杀鞑子”:武昌起义的准备

 

  革命形势发展以后,各省革命党人加强了联络,特别是两湖革命志士,本来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两省的革命团体并未分彼此,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中有湖南同志,华兴会里也有湖北人参与活动,并设有湖北支部。华兴会制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两省革命党人互通声气,并且相约湘省发难,鄂省及时响应,反之亦然。如,1904年,华兴会准备乘阖省大员集中长沙皇殿庆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诞之机,设伏尽杀之而发动起义。按照事先约定,科学补习所准备响应,一面联络军中革命党人,一面从江西湖口运来枪械,各成员分头行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等长沙发难消息传来即奋起响应。然长沙方面因泄密起义胎死腹中,等来的是黄兴嘱所中同志先期走避的电报,等来的是科学补习所被查封,欧阳瑞骅、宋教仁被开除学籍。同盟会成立后,全国革命有了统一领导,这种一省发难,他省响应的约定或安排成为同盟会的一种方略。1906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与同盟会派专人回国,准备与日知会一起响应萍浏醴起义。由于叛徒的出卖,刘静庵等九人被捕,酿成日知会丙午之狱。

  孙中山与同盟会于1907年、1908年连续在华南边陲之地发动起义失败,1910年初,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也功败垂成,为振奋革命精神,孙中山提议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还是应该选在广州,黄兴与赵声也认为“省城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的骨干在南洋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破釜沉舟,在1911年春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起义。会议决定攻下广州后,即由黄兴率一部经湖南到湖北,赵声率一部经江西到南京,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一举摧垮清王朝。

  起义在1911年4月27日下午举行,黄兴等战至晚上,起义失败。牺牲的烈士葬于广州郊外红花岗上,后改名为“碧血黄花”之“黄花岗”。这次起义遂被称作“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倾注了大量人力、财力,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结果遭到惨重失败,使孙中山也不得不哀叹:“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

  按照同盟会一省发难,各省响应的既定方略,在黄花岗起义发动之前,同盟会领导人就写信或派人联络各省党人,布置响应广州起义的任务。黄兴从香港托人带信给居正说:“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同盟会还派谭人凤携款八百元来汉“督率长江革命进行”,再次叮嘱“两湖宜急起响应”。湖北革命党人按照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部署,积极筹备响应广州起义事宜,在汉口、武昌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和联络机关。然而孙中山组织,黄兴指挥的广州起义旋起旋败,损失惨重,但这次行动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并使革命党人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中部地区,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造成了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局面。所以孙中山在评价黄花岗起义时说,此役后,“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再也无力短期内重整旗鼓,再次发动起义,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低潮;但湖北革命党人没有因此而停止原来准备响应的工作,反而加快了步伐,“愤求速进”。黄花岗起义失败消息传来,居正和共进会的刘公、焦达峰、杨时杰等正在胭脂巷24号机关内开会,居正任会议主席。孙武发言时提出:“现在广东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焦达峰等赞同。会上决定:起义主力为武昌新军,推刘英、宋镇华赴襄阳准备起义。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响应。会后继续从经费筹集与组织整合两方面积极筹备武装起义。

  在筹集经费方面,可谓是一波三折,历尽艰辛。

  会务的发展,起义工作的筹备,都急需经费支撑。筹措款项便成了革命党人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为筹集经费,革命党人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什么手段都使用了,其艰难曲折说明革命确实来自不易。

  文学社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从社员月饷中所抽取的十分之一,以及新社员加入时缴纳的一元社金,尚可勉强支撑。而共进会的活动经费全由干部个人筹集,或会员自愿捐助。先有焦达峰说服浏阳商人刘贤构捐货相助,以充经费。后有张振武变卖祖产,孙武、邓玉麟等人典当衣物家俬。随着组织的发展,谭人凤所留八百元经费很快告罄,同兴酒楼亦难以为继,总机关日常开支亦捉襟见肘。

  在大家都为经费拮据所困扰的时候,居正忽然想起,在距其家乡八十里之遥的洗马畈达城庙有座金菩萨,便与孙武商量:“听说蕲州(今蕲春)洗马畈达城庙有座金菩萨,乡人谓其灵验,每年必有人为之饰金,若设法取来熔化,可充一时经费。”他的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并派他与焦达峰先行前往踩点。二人立即动身,到达达城庙后,装作香客,进入正殿,见金佛供奉在左侧一玻璃神龛中,因长年香烟缭熏,难辨成色。二人虔诚地焚香秉烛,伏地拜叩,并殷勤献出一元香资,请住持僧打开龛门瞻视神像。焦达峰乘机伸手摇了一下金菩萨,不料屹然不动,便知份量之重,安装之固,绝非二人之力所能撼动。为免庙僧起疑,匆匆告辞而出。

蕲春达城庙

  他们回汉后,闻知广州起义失败,悲愤之余,更坚定了在武汉发难的决心,解决经费问题,迫在眉睫。查光佛听见他们说盗金菩萨并不容易,就动了一番脑筋,提议道:“听说距达城庙二十里,有三角山,是蕲州名胜。山中小溪产一种绿毛龟,如钱般大小,龟以小为贵,名‘金钱龟’。放在大金鱼缸之中,则见满缸绿毛漾动,呈碧绿色,煞是好看,富家常花重金购买。现已不易得到,价格更高。如能进山寻龟出卖,是无本利市,岂不比入庙盗佛容易。”众人不以为然,认为遍溪寻龟,再卖至富家,过于琐细,仍主张盗取金佛。查光佛又提议:“三角山有寺观,距达城庙甚近。我等多无发辫,不妨装作和尚,先藏于寺中,稍晚下山到达城庙盗佛,如顺利的话,一个晚上可以来回,当夜便可将金佛弄上山熔化。”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由于金佛不易搬动,焦达峰便返回湖南物色大力士。但焦去后,被湘中革命事务拖住,两月乃返。湖北党人迫不及待,居正约了查光佛、刘文锦于端午节之日再往蕲州,他们借住在三角山寺庙,一边探询去达城庙的路径,一边设炉准备熔金。当晚,众人下山赶至达城庙,不巧天气酷热,乡人、寺僧都坐在室外乘凉闲谈,庙内灯火通明,无从下手。众人盘缠用完,乃怏怏返汉。

  为筹措起义经费,有人竟想出了麻醉亲人,盗取首饰的怪招。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汉,拜访孙武等人,当问及湖北革命活动的情况时,在座的焦达峰叹息道:革命倒是进行得比较顺利,只是经费极难筹集。邹永成向孙武、焦达峰献策说:“我有一位伯母孀居武昌,其首饰值数千金,如能以术取得,可充紧迫之需。” 据邹永成回忆说,盗金佛失败后,他想自己有钱的伯母动脑筋,拜托孙武去找闷药(麻药),孙武通过邓玉麟请三十标军医江亚兰制成麻药,交邹永成使用,并叮嘱道:“多喝咖啡即可解除药效。”邹永成将行李搬至伯母家中,谎称当日即乘轮船前往日本,特来与家人饮酒言别。邹永成将药和在葡萄酒中,伯母、永成及其小妹、佣人皆痛饮,可惜药未配好,众人略感头晕,不致昏迷。邹永成心中暗暗叫苦,垂头丧气而返。此计只得作罢。他又想出第二个办法,让胞弟邹永乾把堂弟邹安众骗到汉口日本旅馆里,制造假绑架案,劝说伯母拿八百元才将人找回。

  盗取金菩萨的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居正典当衣物充做旅费,邹永成购来电筒、锥子、斧头等工具,焦达峰约集数名会党大汉也从湖南抵汉,一行八人再赴达城庙盗取金佛。他们分为两路,风雨兼程,焦达峰四人夜半时分先行抵达达城庙,另外四人迷路迟迟没有到达。时值倾盆大雨,焦达峰等从后山坡凿墙而入,斩断铁锁,打开神龛,却攀不动金菩萨,不得已,只好用铁锥将其底座凿空,推倒,然后拼命将金佛拽出后殿支解。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支解下菩萨的一只手和一些小碎块。焦达峰只好命令将整个金菩萨送出洞外。等他们出得洞来,天已破晓,乡民早起耕作了。正撤离间,不料恰遇农民巡田,为避免事情败露,遂将金佛包好,投入塘中,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取。后听见乡人奔走相告,说昨夜大盗劫去庙中金佛,寺僧已鸣锣告警,四处追寻,众人遂分道急走。其中数人在一家茶店中被指为盗,禁于土室,待人奔告达城庙索赏时,才寻机逃走。焦达峰等在客栈亦遭逮捕,幸而其中有一位是湖南哥老会小头目,知道此地差人多属会党,乃用隐语与之交谈,渐渐混熟。差人有意徇私,遂买来草纸二捆,束成包袱状,并教以手提、担负、落店安放各种暗号,并万千叮嘱:“千万按此法去做,才能走出蕲州。”还雇一小舟让众人乘坐,珍重道别而去。

  忆及三月之中,三入达成庙,终于盗得金佛,不料关键时刻却功败垂成,还险些被捕见官,众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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