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杀鞑子”：武昌起义的准备

　　革命形势发展以后，各省革命党人加强了联络，特别是两湖革命志士，本来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两省的革命团体并未分彼此，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中有湖南同志，华兴会里也有湖北人参与活动，并设有湖北支部。华兴会制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两省革命党人互通声气，并且相约湘省发难，鄂省及时响应，反之亦然。如，1904年，华兴会准备乘阖省大员集中长沙皇殿庆贺慈禧太后七十寿诞之机，设伏尽杀之而发动起义。按照事先约定，科学补习所准备响应，一面联络军中革命党人，一面从江西湖口运来枪械，各成员分头行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等长沙发难消息传来即奋起响应。然长沙方面因泄密起义胎死腹中，等来的是黄兴嘱所中同志先期走避的电报，等来的是科学补习所被查封，欧阳瑞骅、宋教仁被开除学籍。同盟会成立后，全国革命有了统一领导，这种一省发难，他省响应的约定或安排成为同盟会的一种方略。1906年底，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与同盟会派专人回国，准备与日知会一起响应萍浏醴起义。由于叛徒的出卖，刘静庵等九人被捕，酿成日知会丙午之狱。

　　孙中山与同盟会于1907年、1908年连续在华南边陲之地发动起义失败，1910年初，倪映典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也功败垂成，为振奋革命精神，孙中山提议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的地点还是应该选在广州，黄兴与赵声也认为“省城一得，兵众械足，无事不可为”。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的骨干在南洋槟榔屿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破釜沉舟，在1911年春在广州再举行一次大规模起义。会议决定攻下广州后，即由黄兴率一部经湖南到湖北，赵声率一部经江西到南京，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一举摧垮清王朝。

　　起义在1911年4月27日下午举行，黄兴等战至晚上，起义失败。牺牲的烈士葬于广州郊外红花岗上，后改名为“碧血黄花”之“黄花岗”。这次起义遂被称作“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倾注了大量人力、财力，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行动，结果遭到惨重失败，使孙中山也不得不哀叹：“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

　　按照同盟会一省发难，各省响应的既定方略，在黄花岗起义发动之前，同盟会领导人就写信或派人联络各省党人，布置响应广州起义的任务。黄兴从香港托人带信给居正说：“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同盟会还派谭人凤携款八百元来汉“督率长江革命进行”，再次叮嘱“两湖宜急起响应”。湖北革命党人按照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部署，积极筹备响应广州起义事宜，在汉口、武昌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和联络机关。然而孙中山组织，黄兴指挥的广州起义旋起旋败，损失惨重，但这次行动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并使革命党人将武装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中部地区，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促成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造成了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局面。所以孙中山在评价黄花岗起义时说，此役后，“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再也无力短期内重整旗鼓，再次发动起义，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低潮；但湖北革命党人没有因此而停止原来准备响应的工作，反而加快了步伐，“愤求速进”。黄花岗起义失败消息传来，居正和共进会的刘公、焦达峰、杨时杰等正在胭脂巷24号机关内开会，居正任会议主席。孙武发言时提出：“现在广东无望了，自应由我们两湖首先起义，号召各省响应。”焦达峰等赞同。会上决定：起义主力为武昌新军，推刘英、宋镇华赴襄阳准备起义。如湖北首先起义，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响应。会后继续从经费筹集与组织整合两方面积极筹备武装起义。

　　在筹集经费方面，可谓是一波三折，历尽艰辛。

　　会务的发展，起义工作的筹备，都急需经费支撑。筹措款项便成了革命党人所面临的一大难题，为筹集经费，革命党人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什么手段都使用了，其艰难曲折说明革命确实来自不易。

　　文学社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从社员月饷中所抽取的十分之一，以及新社员加入时缴纳的一元社金，尚可勉强支撑。而共进会的活动经费全由干部个人筹集，或会员自愿捐助。先有焦达峰说服浏阳商人刘贤构捐货相助，以充经费。后有张振武变卖祖产，孙武、邓玉麟等人典当衣物家俬。随着组织的发展，谭人凤所留八百元经费很快告罄，同兴酒楼亦难以为继，总机关日常开支亦捉襟见肘。

　　在大家都为经费拮据所困扰的时候，居正忽然想起，在距其家乡八十里之遥的洗马畈达城庙有座金菩萨，便与孙武商量：“听说蕲州（今蕲春）洗马畈达城庙有座金菩萨，乡人谓其灵验，每年必有人为之饰金，若设法取来熔化，可充一时经费。”他的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并派他与焦达峰先行前往踩点。二人立即动身，到达达城庙后，装作香客，进入正殿，见金佛供奉在左侧一玻璃神龛中，因长年香烟缭熏，难辨成色。二人虔诚地焚香秉烛，伏地拜叩，并殷勤献出一元香资，请住持僧打开龛门瞻视神像。焦达峰乘机伸手摇了一下金菩萨，不料屹然不动，便知份量之重，安装之固，绝非二人之力所能撼动。为免庙僧起疑，匆匆告辞而出。

蕲春达城庙

　　他们回汉后，闻知广州起义失败，悲愤之余，更坚定了在武汉发难的决心，解决经费问题，迫在眉睫。查光佛听见他们说盗金菩萨并不容易，就动了一番脑筋，提议道：“听说距达城庙二十里，有三角山，是蕲州名胜。山中小溪产一种绿毛龟，如钱般大小，龟以小为贵，名‘金钱龟’。放在大金鱼缸之中，则见满缸绿毛漾动，呈碧绿色，煞是好看，富家常花重金购买。现已不易得到，价格更高。如能进山寻龟出卖，是无本利市，岂不比入庙盗佛容易。”众人不以为然，认为遍溪寻龟，再卖至富家，过于琐细，仍主张盗取金佛。查光佛又提议：“三角山有寺观，距达城庙甚近。我等多无发辫，不妨装作和尚，先藏于寺中，稍晚下山到达城庙盗佛，如顺利的话，一个晚上可以来回，当夜便可将金佛弄上山熔化。”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由于金佛不易搬动，焦达峰便返回湖南物色大力士。但焦去后，被湘中革命事务拖住，两月乃返。湖北党人迫不及待，居正约了查光佛、刘文锦于端午节之日再往蕲州，他们借住在三角山寺庙，一边探询去达城庙的路径，一边设炉准备熔金。当晚，众人下山赶至达城庙，不巧天气酷热，乡人、寺僧都坐在室外乘凉闲谈，庙内灯火通明，无从下手。众人盘缠用完，乃怏怏返汉。

　　为筹措起义经费，有人竟想出了麻醉亲人，盗取首饰的怪招。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汉，拜访孙武等人，当问及湖北革命活动的情况时，在座的焦达峰叹息道：革命倒是进行得比较顺利，只是经费极难筹集。邹永成向孙武、焦达峰献策说：“我有一位伯母孀居武昌，其首饰值数千金，如能以术取得，可充紧迫之需。” 据邹永成回忆说，盗金佛失败后，他想自己有钱的伯母动脑筋，拜托孙武去找闷药（麻药），孙武通过邓玉麟请三十标军医江亚兰制成麻药，交邹永成使用，并叮嘱道：“多喝咖啡即可解除药效。”邹永成将行李搬至伯母家中，谎称当日即乘轮船前往日本，特来与家人饮酒言别。邹永成将药和在葡萄酒中，伯母、永成及其小妹、佣人皆痛饮，可惜药未配好，众人略感头晕，不致昏迷。邹永成心中暗暗叫苦，垂头丧气而返。此计只得作罢。他又想出第二个办法，让胞弟邹永乾把堂弟邹安众骗到汉口日本旅馆里，制造假绑架案，劝说伯母拿八百元才将人找回。

　　盗取金菩萨的准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居正典当衣物充做旅费，邹永成购来电筒、锥子、斧头等工具，焦达峰约集数名会党大汉也从湖南抵汉，一行八人再赴达城庙盗取金佛。他们分为两路，风雨兼程，焦达峰四人夜半时分先行抵达达城庙，另外四人迷路迟迟没有到达。时值倾盆大雨，焦达峰等从后山坡凿墙而入，斩断铁锁，打开神龛，却攀不动金菩萨，不得已，只好用铁锥将其底座凿空，推倒，然后拼命将金佛拽出后殿支解。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支解下菩萨的一只手和一些小碎块。焦达峰只好命令将整个金菩萨送出洞外。等他们出得洞来，天已破晓，乡民早起耕作了。正撤离间，不料恰遇农民巡田，为避免事情败露，遂将金佛包好，投入塘中，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取。后听见乡人奔走相告，说昨夜大盗劫去庙中金佛，寺僧已鸣锣告警，四处追寻，众人遂分道急走。其中数人在一家茶店中被指为盗，禁于土室，待人奔告达城庙索赏时，才寻机逃走。焦达峰等在客栈亦遭逮捕，幸而其中有一位是湖南哥老会小头目，知道此地差人多属会党，乃用隐语与之交谈，渐渐混熟。差人有意徇私，遂买来草纸二捆，束成包袱状，并教以手提、担负、落店安放各种暗号，并万千叮嘱：“千万按此法去做，才能走出蕲州。”还雇一小舟让众人乘坐，珍重道别而去。

　　忆及三月之中，三入达成庙，终于盗得金佛，不料关键时刻却功败垂成，还险些被捕见官，众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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