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3)
1908年3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
1908年4、5月黄兴与会党首领黄明堂（1866—1938）发动云南河口起义（又称戊申河口之役），
1908年11月熊成基（1884—1910）等发动新军举行安庆起义（又称戊申安庆之役），
1910年2月倪映典（1885—1910）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又称庚戌广州之役），
1911年4月，黄兴、赵声（1881—1911）率同盟会精英举行广州黄花岗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
上述反清暴动的模式大略相同：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编组敢死队，对边境地区（广东、广西、云南）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内地（江西、湖南、安徽）起事则多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
历次武装暴动，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
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燎原之势，其原因盖出于格局大不同于以往：革党在起事城市有较广泛的社会关系，暴动主力是实行“抬营主义”的革命党人争取过来的新军主力，起义者有着较完整的组织系统，虽起事仓卒，然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10月10日傍晚一处举义，多处响应，经一夜激战，便夺取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
11日在湖北省谘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首次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
汉阳、汉口相继于11、12日光复；
11月初公布宋教仁（1864—1912）草拟的具有宪法性质的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
10月18日至11月27日，民军[12] 在汉口（时称夏口）、汉阳与南下的北洋清军主力鏖战月余，此为辛亥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战争。“阳夏之役”四十天间，湖北各州县竞起响应，湖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广东等省纷纷反清独立；
故“辛亥首义”之“首义”，第一层含意是首次举义成功。
“首义”的第二层含意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7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更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13] 此诚为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
简言之，“辛亥首义”在两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
（一）以武装暴动击碎两百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
（二）以湖北军政府建立和《鄂州约法》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这一破一立的两个侧面，虽然都留下种种未竟之业，有待后人继续努力，但其开辟之功都是前无古人的。本书探讨这既破且立的首创之举，记述其始末，追究其来龙与去脉，题名《辛亥首义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