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2)
面对民军排山倒海般的攻势，清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凿开督署面江围墙，携家眷及参议铁忠等登上几天以来一直停泊文昌门[6] 下的“楚豫”军舰，游弋于靠近汉口的江面，躲藏在德、英军舰旁边，以防革军炮击。以下两日，瑞澂除连续向清廷发出报道“兵变”的电报外，只能对武昌局势作壁上观；湖北清军最高指挥官、第八镇统制张彪（1860—1927）在督署抵抗一阵之后，带残部退往汉阳，再退汉口刘家庙；布政使连甲与护兵在藩署作困兽之斗，翌日拂晓越墙逃往汉口。其他湖北军政官员纷纷作鸟兽散。
10月11日清晨，起义军占领武昌，在藩库（贮有大量银锭、银元、台票）等要处布置哨位，秋毫无犯。除少量起义军搜杀满人，小股清方溃兵抢劫外，全城秩序井然。
被武昌方面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11日下午从江边借助望远镜隐约看到：长江对岸武昌汉阳门[7] 城楼及蛇山头的警钟楼[8] 上，平日悬挂的黄龙旗已被一面别样旗帜所取代[9] 。
武昌方面，彻夜激战的起义军人蔡济民（1886—1919）、张振武（1883—1912）、吴醒汉（1883—1938）等先后赶至地处阅马场的湖北谘议局，邀约谘议局议长汤化龙（1874—1918）及议员们举行会议，遵照同盟会约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随即通电全国，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将原先准备好的同盟会布告修订首尾，张贴街头。此一昭示天下的文告题头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武昌民众发现：署名鄂军都督的，竟然是原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1864—1928）。“黎协统居然也是革命党！”百姓们于惊讶之余，发出“如今天下真是咸与维新”的感慨。
“武昌被革命党占领”的消息通过中外媒体及种种情报密电，遍传海内外，诸方迅速作出反应——
北京清廷自然震恐万状，10月12日即派陆军大臣荫昌（1859—1934）率北洋新军[10]南下镇压；
被贬谪蛰居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凯（1859—1916），密锣紧鼓地与旧部徐世昌（1855—1939）、冯国璋（1857—1919）、段祺瑞（1865—1936）等联络，准备乘乱得势；
立宪派人士及绅商代表张謇、雷奋，曾长期援助革党的军人庄蕴宽，同盟会员黄炎培等则聚集上海赵凤昌寓所“惜阴堂”，筹划中国此后的路线图；
而革命党“共主”孙中山（1866—1925）10月12日（阴历八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哥罗拉多州典华（今译科罗拉多州丹佛）从报纸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消息，10月13日，孙中山自圣路易斯抵芝加古（今译芝加哥），为该埠同盟会分会代拟《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向世界宣布： “武昌已于本月十九日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11] 孙氏随即去纽约，转赴英国作外交努力，计划争取贷款，然后返国。另一革命领袖、多次武装暴动指挥黄兴（1874—1916）时在香港，10月11日从在上海的宋教仁的电报获悉武昌起义消息，17日离港，23日抵沪，28日赶至武昌，亲临汉口前线指挥作战。
总之，武昌枪炮声响起，中国各种政治派别于震惊之余，竞相聚集力量，以应对事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社会大兴革骤然而起。
二、“共和”旗帜下的城市起义
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史称“辛亥首义”，但这次行动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故“首义”另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67—1895）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诸如——
1900年由保皇派与革命派联手组织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又称庚子自立军起事），
1900年10月郑士良等的广东惠州起义（又称庚子首义），
1906年12月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
1907年5月同盟会策动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
1907年6月同盟会发动三合会在惠州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1873—1907）联络会党举行安徽安庆起义（又称丁未安庆之役），
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钦廉防城起义（又称丁未防城之役），
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