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4）
第一章 “城市起义”凭借城市文明积淀
吾则谓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
—— 宋教仁：《湖北形势地理说》
刊于1911年10月15日《民立报》
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 孙中山1912年4月访问武汉时如是说
见《时报》1912年4月15日
自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沿海及长江沿岸，兴起一批半殖民地性的近代城市，继上海、天津、广州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也进入这一行列，并有迎头赶上之势。
这些近代城市尚是前近代农村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并且仍在宗法专制政权掌控之下，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群体——工商业主、产业工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新军军人等，正在成长，意欲挣脱帝国主义和宗法专制势力的双重压迫，其经济、政治、文化诉求的近代性渐趋明朗。在这样的近代城市人群中，潜藏着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动力，而在内外因素交集下，有可能爆发“城市起义”。
在古老的中国土地，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近代性“城市起义”，发生在武汉这一较为后起的腹地都会。这次城市起义从酝酿、爆发和取得相当程度的成功，皆植根于近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积淀。
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革命党起源于近代城市文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又受到西方城市文明的熏陶，较早致力于组织“城市起义”，自1895年广州起义以降，革命党人主要在边境城市（广州、惠州、河口等）发动反清武装暴动，此伏彼起，然皆以失败告终。而1911年（干支纪年为辛亥年）秋天，在深处堂奥的湖广会城武昌，在全国性及地区性革命党领导人均远离现场的情形下，一批名不见经传的新军士兵揭竿而起，一夜激战，竟然夺取省会，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各省纷起响应，清王朝及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的覆亡，遂成不可逆转之势。于是，后人发问：
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一 文襄督鄂之时代及其环境”。]
回答此一问题，除要细致了解几年间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及起事的具体过程，还需要穷源竟委，考察首义这一“短时段”事变得以孕育的“长时段”背景——首义都市的地理形势；更需要考究作为短时段事变基础的“中时段”变动，即近数十年间武汉作为近代都会的成长过程，探察机器工业、商贸交通、学堂教育、新式军队、近代传媒的迁衍发展。这正如观察一条河流，不仅要看到光耀闪动的表层泡沫，更要探究托载表层的深层巨流的回漩、涌动。
第一节 三镇形胜
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冲决巴山群峰，接纳潇湘云水，浩荡东流，在三楚腹地与其最长支脉汉水交会，形成隔两江而三镇互峙的雄姿，近古以来，民间即联称武汉。[ 武昌、汉阳、汉口三镇，明清时民间合称“武汉”，约为武昌与汉阳（汉口属此）之总名，但三镇形成统一行政建制，则始于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划为京兆区，作为首都，合称“武汉”。后又分设汉口特别市、武昌市、汉阳县。1948年武昌、汉阳合组武昌市，汉口为汉口市。1949年5月，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合为“武汉市”，延传至今。]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作战，奏报中屡称三镇处为“武汉”。[ 见《曾文正公全集》、《胡文忠公集》。]孙中山1917—1921年撰写《建国方略》时，虽尚无 “武汉”市政建制，然孙氏明确指出：
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0页。]
武汉北接汉中、豫南，南纳洞庭潇湘，上衔巴、蜀、滇，下贯皖、苏、沪，成为中国内河航运枢纽，素称“九省总汇之通衢”；长江、汉水穿行市镇，诗仙李白赞之曰“江城”；东湖、南湖、月湖、马沧湖、都司湖等湖泊星罗棋布，人称“湖中城，城中湖”。武汉这种种佳号，皆得于水之所赐。淡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资源，重要性只有空气可与比拟。而武汉是中国富水区集结点，水域率、湖泊率居全国城市首位，人均淡水拥有量居世界各大城市前列，这为武汉提供巨大的发展潜力。至于江河行地之雄阔，湖光山色之娟秀，更使楚风汉韵兼具壮阔与柔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