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
（三）日、美论者的“东洋芝加哥”说
近代外国观察家也十分看重武汉的战略地位。
继张之洞、赵尔巽后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1855—1948），于1909年接待乘兵舰来汉访问的英、美水师提督（即舰队司令），这些西洋人如此称赞武汉：
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兹地者，推为环球第一。不仅属中国奥区，窃兴观止之叹。[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上说主要从军事战略论之。
东洋及西洋还有观察家从经济、交通与军事的综合意义上，将汉口与美国仅次于纽约的工商中心、交通枢纽、中部巨都芝加哥相类比。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于病中“背弃医戒”，拼死写《汉口》一书，内称：
汉口为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
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直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美国第二大之都会） 。[ ［日］水野幸吉：《汉口》1页。]
与水野幸吉“东洋芝加哥”之说不约而同，美国《竖琴》杂志1918年刊载魏尔. 瓦尔特的《中国的芝加哥》一篇，文曰：
汉口在全国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
汉口为“东洋芝加哥”之说，因上述评介而播扬久远。水野幸吉武汉为“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的判断，则为数年后的辛亥首义所证实。
（四）留日湖北学生的“湖北为今日中国中心点”说
湖北是清末派遣游学日本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这些留学生接受新思潮洗礼，反观湖北在中国救亡图存大格局中的地位，颇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度。由张继煦、刘成禺、李书城等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刊发的文章，多申明此义，而第一期发表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更有集中表述：
湖北之在今日，固中国之中心点也。[ 《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笫一期（1903年1月）。]
这些话是湖北留日学生1903年初讲的。八年多以后，革命党人用实践证明了湖北确乎是“中国之中心点”。
（五）宋教仁“今日天下形势重在武昌”说
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1882—1913）自青少年时代即用心于研究山川形胜，对武汉的地望之胜尤其关注。宋氏1899—1902年间在湖南桃园漳江书院读书，他的老师瞿方梅后来著文追忆，宋在漳江书院读书时，“专力地理上下沿革，尤所注意形势塞厄”[ 《民立报》1913年4月28日瞿方梅祭宋教仁文。]。约在1899年（或1900年），宋氏受书院派遣，到武昌购书，这是宋氏首次出省远游，此行他得以观察武昌地望形胜，大有感触，遂慷慨陈辞：
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宋教仁集》序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这是一位怀着排满革命之志的湖南少年，对武昌战略地位的高度评价：认为“雄踞武昌”，联络东西南北，“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
十余年后，已是同盟会要员的宋教仁力主在湖北、湖南举义，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为组织领导，正是出于对武昌战略地位的重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暴动，时在上海的宋教仁振奋之余，立即撰《湖北形势地理说》，刊于1911年10月15日《民立报》。该文的句式仿效清人顾祖禹品评形胜的名论，而分析则是全新的：
吾则谓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而以今日之大局言，则武昌正昔日之襄阳，而金陵又正昔日之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