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4)
列强利用这些特权，以上述商埠为基地，大规模倾销其工业品，廉价收购中国农产品、土特产及各种原材料，向湖北各州县及邻近省份巧取豪夺。由于列强的工业品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中国的许多传统产品被渐次排挤出市场。如染料，“进口数量逐渐增加，并将继续增加，因为进口的安尼林染料远较土产的植物性染料价格低廉，这种植物性染料正在逐渐被淘汰”[ Commercial Reports，1891年，汉口，第9页。]。至于英日等国棉布、棉纱在汉口倾销，不仅给湖北土布生产以致命打击，而且对湖北新兴的机器纺织业也造成威胁，如“日本棉纱自1895年始有百余担到汉口，一年后多至二千余担，以后逐年增多”[ 《昌言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第15页。]。1913年前，汉口洋纱进口“多至六十余万担”[ 《武汉市进出口商业解放前历史资料》(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除转销外省，多为湖北机器纺织厂所用，使这些工厂严重依赖洋纱，随时受外国人的操纵和打击。
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茶叶、皮革、油漆、药材等土产的大量出口，汉口对外贸易一直出超，这对清政府的财政亏缺颇有弥补。但以后列强利用其在“约开商埠”的种种特权，倾销商品，使汉口对外贸易发生逆转。《汉口商业月刊》曾回顾说：“在1901年以前，土货出口额甚巨，而洋货进口额甚微，故数十年之间，均有巨额之出超。……讵料1902年以迄于今，结果则与以前完全相反，除1909年及1911年两年仍为出超外，每年入超之量甚巨，且有与年俱增之势。”[ 《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第17页。]如1902年汉口港入超23 005 667关两，1903年入超32 069 699关两，1905年入超更达37 951 011关两[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中部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巨额入超造成白银外流，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人民的苦难。
列强在湖北沿江口岸开辟商埠的同时，又在汉口设立领事馆，作为向湖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的据点。至清朝末年，在汉口设立领事馆的国家计有：英、美、俄、法、日、德、意、比、丹、荷、瑞典、墨西哥。
汉口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原美国领事馆
这些领事馆拥有凌驾于中国政治法律之上的特权。外国人有此特权，便可恣意践踏中国法律，为非作歹而不受惩治。据记载，仅在同治年间，就有多艘停泊汉口的英国船只逃避中国海关，没有护照；美国商船“明安号”私运枪炮，“江龙号”、“海马号”夹带私盐，“公泰号”、“满江红号”匿单少报，以少缴关税银[见《夏口县志·交涉志》。]。又据《夏口县志》记载，同治三年五月，中国人彭尚会路过汉口英商开办的亿生洋行，被洋人卢礼士开枪打死。汉阳知县提出控告，而英国驻汉领事却说这是误伤致死，并将卢礼士放走回国。
类似彭尚会惨案的事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汉口等地发生多起。
三、圈占租界
（一）汉口五国租界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汉口沿江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曾是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
租界，是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迫使半殖民地国家在通商口岸“租”给它们的区域。这里实行独立于出租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另一套制度，成为“国中之国”。经过中国人民的长期抗争，这些租界在20世纪上半叶陆续收回。
中国在通商口岸划地出租，发端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对外通商五口之一的上海，1843年11月划定英国人“居留地”(俗称“夷场”)，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宫慕久将同英领巴富尔“依约商妥”的有关租地办法汇总成《上海土地章程》张榜公布，并正式确立第一块租界的四至范围。此为中国设租界之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美于1858年6月签订《天津条约》，增辟10个通商口岸，汉口在其列，汉口由此设立外国租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