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2)
自海通以来，长江门户洞辟，航路畅行，又京汉铁道纵贯中国，而为水陆交通之中心者，厥为汉口，夫汉口非武昌附属之一大商业地乎？左有龟山之险，右有鹦渚之胜，前枕大江，北带汉水，可以扼襄、汉之肘腋，可以为荆、郢之藩垣者，厥为汉阳，夫汉阳非武昌附属之一大军事地乎？
且武昌襟带吴、楚，东下可以制长江之命脉，西上可以杜川、湖之门户；又渡江而北，右可以扼山南之肩背，左可以捣中原之肘腋。[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5页。] 对于武昌、汉口、汉阳在近代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宋教仁可谓知之深、论之切，他还列举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明得武昌则大局成，失武昌则大局败：
昔者朱元璋克武昌，遂因以荡平荆湖，混一区宇；洪秀全屡得之而不能守，终使曾、胡诸人遂成竖子之名，武昌为天下重，顾不甚欤？
吾故曰：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 《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5页。]
辛亥首义前后的形势发展，印证了宋教仁武昌形胜论的远见卓识。
民国初年，孙中山则从近代文明发展的大战略视角，对武汉给予高度评估，所著《建国方略》，勾勒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对武汉有殷殷期待：“世界最大的都市之一”、“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中国内地开放之“顶水点”、规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并发挥他1898年向宫崎滔天议及的“一都四京”构想，此“一都”即指武昌，东、西、南、北“四京”分指南京、重庆、广州、北京。
孙氏所议武汉地位之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汉口开埠以后武汉所具有的发展趋势而推论的，今日读来，仍令人血脉贲张，有闻鸡起舞之慨。
第二节 汉口开埠
一、“今日世界竞争之聚点”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商品和鸦片，打破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在英国的枪炮面前，满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以天朝为万古不朽的迷信破灭了；与文明世界的那种野蛮而密不通风的隔绝已被侵犯；互相交往的通路打开了。”[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完全的隔绝曾经是保存旧中国的重要条件，现在，随着这种“密不通风的隔绝”被冲破，中国这个老大的东方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剧变，“这同小心谨慎地保藏在密封的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旦与外界接触必然要发生解体的情形一样”[ 同上书，第25页。]。这种剧变的结果便是：中国由一个统一的、沉睡的宗法专制国家，演变为充满社会动荡的半殖民地国家。
以1840年为界线的清朝，其后期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第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日益成为君临中国辽阔国土的真正统治者，而清廷逐步变为列强操纵下的傀儡，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独立自主性，堕落为“洋人朝廷”，诚如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所揭露的，“夫我中国之政府，非国民所持为铁壁金城”，而“惟以媚外为宗旨。”[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湖北学生界》第3期，转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61页。]
第二，列强在中国开商埠、办工厂、建铁路，将经济侵略的吸盘由滨海伸入内地，中国沿袭两千余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成为西方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
第三，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洋务派官僚，为了镇压民变，加强自身的派系势力，同时也为着“富国强兵”，“保种、保国”，借助列强的技术力量，建立以“求强”为目标的近代军事工业，继之又建立以“求富”为目标的民用工业。这些官办企业虽然还有浓厚的专制色彩，但毕竟使沉寂的中国大地的某些角落，响起了蒸汽发动机的轰鸣。无论主持洋务建设的官僚们主观愿望如何，大机器工业的出现，催促着中国脱离中世纪故道，迈入近代社会的门径。
第四，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洋务官僚兴办的近代工业的刺激下，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广东、湖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萌生，1895年以后，更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民族资本始终受到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宗法专制势力的双重压迫，处于十分困顿艰难的境地。二十世纪初叶应运而生的反清革命运动，便反映了中国人民挣脱这种压迫，以发展资本主义新经济的时代要求。
当然，上述社会变动，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各地所展现的状态，是大有差异的。而处于水陆交通要冲，很早就被列强视作侵略重点，以后又成为洋务建设中心地区的湖北，则是这种激变漩涡的中心之一。正如二十世纪初叶湖北留日学生所指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