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8）(4)
（六）“城市起义”凭借现代都会聚集的能量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入之一。现代城市借助工业文明的伟力，通过现代社会系统将人群组织起来，使个体的、分散的人的能量得以汇合、放大与升华，诚如恩格斯论及19 世纪中叶的伦敦时所指出的：
250万人口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得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页。]
作为“九省总汇之通衢”的武汉，自19世纪中叶以降，从中古式城镇崛起为华中首屈一指的现代都会，聚集了由机器工业、现代商业及交通、新式军队、新式学堂和现代传媒组合成的巨大物质—精神力量。人称辛亥首义为一次“新军起义”，又称其为一次“城市起义”， 它所凭借的，正是现代都会聚集的巨大能量。
第二节 湖北新政（甲）：近代工业创设
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农民起义或贵胄夺权，然而这些暴烈的事变，虽导致“改朝换代”，却并未触动社会形态的基本面，地主经济与宗法君主专制政治一仍其旧。而辛亥革命则另成格局，它引发国体、政体的更化，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性民主革命。这样的革命，只有在近代文明达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方有可能发生。而20世纪初叶中国的某些地区，如辛亥首义爆发地湖北及武汉，便大体具备此种条件。
一、“湖北新政”界说
如果说，湖北及武汉实现文明的近代转换，19世纪60年代发端的“汉口开埠”是第一契机，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展开的“湖北新政”，则是第二契机。
“新政”，一般指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进行革新的运动，常被论及的有“同治新政”、“清末新政”、“罗斯福新政”等。
“清末新政”指庚子国变以后，清王朝为拯救危亡实行的一次革新努力，开端于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诏变法，1901—1905年间又颁布一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一）改革军制，组训新军；（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三）废除科举，育才兴学；（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清末新政的朝中主持是慈禧太后和庆亲王奕劻，实际操办的封疆大吏为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遵旨于1901年5—6月联衔会奏的“江楚二督变法三疏”（出自张之洞手笔），是清末新政的纲颂。刘坤一1902年去世，清末新政参预最深的是张之洞与袁世凯。
清末新政上承1860年以来的洋务运动诸举措，又汲纳1898年戊戌变法的某些政改内容，运行于1901—1911年间，要者为推进经济自由发展，启动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其程度皆属有限，但仍然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至于“湖北新政”，可视为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时段上跨洋务运动晚期，延及清末新政全程，指张之洞督鄂（1889—1907）及之后几年，共约二十余年（1889—1911）。此间，修铁路、建工厂、练新军、办学堂，湖北武汉形成耸动中外视听的格局。张之洞颇以在湖北推行“新政”自负，并极为珍惜湖北新政成就，惟恐自己离鄂后，继任者改弦更张，令新政衰亡。据后任湖广总督陈夔龙追忆，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以鄂督入值”，朝廷派赵尔巽继任湖广总督，赵尔巽甫任，即上奏更改张氏政策，张氏大为不满，约见袁世凯、陈夔龙，张之洞甚为恼火地对袁世凯讲：
君言我所办湖北新政，后任决不敢改作。试观今日鄂督所陈奏各节，其意何居。且其奏调各员均非其选，不恤将我廿余年苦心经营缔造诸政策，一力推翻。[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陈夔龙的这一笔记文字，除彰显张之洞护卫自己治鄂成就的急切心态外，也说明“湖北新政”在清末已是常用短语，张氏本人熟用之，袁氏、陈氏均予认可。
清廷亦将“新政”视作张氏的丰功伟绩。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八月二十三日（10月6日）内阁奉上谕，颁布祭文，赞颂张氏“凡所设施，皆提倡新政，利国便民。”[ 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黑体为引者所标，下引同）] 宣统元年十二月，四川总督赵尔巽奏请将张氏“宣付史馆”，内称张氏“近年推行新政，广厉学官”[ 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
“效西法图富强”的“湖北新政”，规模较阔大、影响力较深广，其直接后果，便是为辛亥首义爆发准备了人才的、物质的前提。因此，探究辛亥首义必须考察湖北新政。
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所涉甚广。1909年张之洞辞世，时任蒙古副都统的吴禄贞奏请于湖北省城捐建专祠，奏文中将张氏在鄂业绩概括为“学政”、“军政”、“实业”三方面。[ 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十。]立宪派人士论及时务，也说：“今日大政，以理财、练兵、兴学为最急”[ 《张謇、汤寿潜、赵凤昌改定立宪奏稿》，《赵凤昌藏札》第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页。]。故以兴实业、练新军、办文教三者概括“湖北新政”的主要内容，既符合新政运作的实际，也与当时朝野的表述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