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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铁路风潮
一、1909~1910年间长江流域各省民众保卫铁路权益
(一)清末“路政”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危机的又一突出表现,是席卷南方数省的铁路风潮。铁路风潮是因为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而引起的。
十九世纪末,继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建铁路之后,清政府也开始举办“路政”。但由于财力不足,清政府的“路政”从来不是独立自主的,如粤汉、川汉铁路,因缺乏资金,向美商华美合兴公司借款四千万美元,筑路权让与美人,美人又将大部分股权转让比利时人。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见铁路大有收益,力倡收归自办,各省督抚纷纷响应,朝廷亦照准,著派张之洞任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会商邮传部,督饬在事官绅认真筹款兴办。
粤汉、川汉铁路收归自办后,官资不足,又改官督商办,在川、鄂、湘、粤诸省募集民股,并由官府在税收项下附抽“路股”。这样,上述诸省的绅、商、农、工都成为拥有铁路股票的股东。但工程进展迟缓,资金日益窘迫,张之洞遂由主张“自办”转为举借外债,推行“以官力压商力,以外资压内资”[ 《东方杂志》第5年(1908)第10期。]的政策,委派高凌蔚、曾广镕与德商柯达士、英商熙礼尔、法商萨壁业签订合同,“借款英金五百五十万镑”[ 《湖北通志》卷五四,《经政志》十二,新政二,第1475页。]。允以湖北、湖南两省盐厘捐税作借债抵押,湖北“每年应输出银二百九十五万两”[ 《夏口县志》卷7,《交通志》,第3页。]。
(二)湖北民众争取路权
张之洞举借铁路外债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闻之,大惧利权之外溢,且贻巨患于地方也。群情汹汹,奔走呼号,几如大乱之将至”[ 《夏口县志》卷7,《交通志》,第3页。]。湖北留日学生当即致函张之洞,赞扬他1905年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川汉铁路筑路权是“外绝窥伺,内保主权,阖省人民至今犹感戴不已”。指出现在的“筹借外债之举”,则是“前收回于美,今送之四国”,“虎口之前,断无全肤,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留日学生吁请“力阻湖广铁路借款”[ 《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四日。]。
湖北留日学生还在东京湖北留日同乡会成立留日两湖铁路协会,以湖北留日学生铁路会名义发表《致湖北当道书》,指出:
借款于英法德美四国。……工程由外人,材料虽归汉阳铁厂供给,认可权仍操之外人。是则铁路之重要权限尽操于外人掌握中矣。[ 《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四、初五日。]
表述了湖北留日学生对路权丧失于外人的极大忧虑。 而留学生的思想行动与国内由立宪党人领导的争取路权的运动是鼻息相通,肝胆互照的。
张之洞升任内阁大学士后,继续推行“铁路国有”政策。张死后,清政府以“利用外资开发实业”为名,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商洽借款,修筑粤汉、川汉铁路。为抗议清政府举借铁路外债、将筑路权出卖给外国,湖北留日学生“公推张伯烈、夏道南二君为代表,回鄂运动各团体争回自办。时值鄂省咨议局议员亦组织铁路协会与部争办之议,故二十日张、夏两代表抵省时,诸议员即于是晚在咨议局开特别欢迎大会”[ 《湖北拒款大会志盛》,载《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二日。],咨议局议长吴庆焘报告开会欢迎的宗旨,张伯烈、夏道南二代表“痛陈借款之病与商办路事之利益及办法”[ 《湖北拒款大会志盛》,载《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二日。]。议员刘赓藻接着演说,“拟请各议员将所得薪金以九五助捐,即在办事处扣提,以作组织铁路协会经费”[ 《湖北拒款大会志盛》,载《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二日。]。会上,张、夏两代表拟订铁路协会草章,并由吴庆焘议长“推举刘赓藻、张国溶、夏寿康、汤化龙、魏寅宾等十人为铁路协会会员”[ 《湖北拒款大会志盛》,载《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二日。]。在外省服官的鄂籍人士,如“京师王鲁香部郎,奉天虞木斋学使,江宁樊云门方伯,上海徐士燮太守,河南李维桢观察,周兆源大令等”,亦纷纷致函湖北咨议局,表示响应;“省绅吴兆泰、刘心源、刘邦骥、李绍芬、杨守敬等,亦联名函呈谘议局,皆以拒借归商办为惟一主义”[ 《湖北拒款大会志盛》,载《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初二日。]。
留日湖北学生铁路会议代表随县人张伯烈(1866~1934)、嘉鱼人夏道南(1883~1930)撰写《湖北商办铁路意见书》,阐述湖北铁路与国家存亡的关系及中国不宜借外债筑路的理由。指出:
衡之我国,国有则类官办,民有则类商办。但中国幅员宽广,铁路繁多,政府穷乏无策,致为外人所经营者,十有八九。由此观之,与其集中国全体之铁路,遗累政府一身,不若分全国各路,使各省人民自为担任之之为愈。……宜商办不宜官办,固为救时之定论。
力倡铁路“宜商办不宜官办”的《意见书》由汉口汪日升石印局于1909年底印行,广为散发,影响颇大。
由立宪派党人领导的争路运动,是一次抵制清廷向西方列强出卖民族利益的爱国主义运动。开始阶段主要是在咨议局及士绅中进行,湖北铁路协会成立以后,争路运动逐步具体化并扩展到社会各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