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8）(3)
陶勋臣断指后七天，铁路协会“又在四宫殿开商办铁路会议，商界到者千余人。是日认股约计五十万之谱，最多者以刘君歆生为甚，万撝伯诸人次之。湖北绅商学军各界，刻争相开会筹款，如两湖师范、方言、法政、警察、农业、商业、陆军、特别海军以及各官立、私立学堂，皆提倡捐召路股，不惟教员学生集股，而伙房斋役人等，亦各踊跃路事。各初等学生，亦出簿集股”[ 《东方杂志》第6卷（1909）第12期。]。商业学堂教员吕逵先上讲堂时，“众学生陈明请不授功课，讲明铁路拒债筹款，代表回国之理由，吕先生即欣然详细讲演”[ 《东方杂志》第6卷（1909）第12期。]。另外，鄂人宋振森编撰《湖北商办铁路劝股的话》[ 载《湖北商办铁路意见书》，汪日升石印局印行。]，以通俗的语句说明争回路权的重要意义，号召“人人谅力入股”，为争回路权出资出力。新军军官中也有人支持保路运动，“军界黎统领元洪，曾统带广大，陆军测绘学堂刘监督邦骥，已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 《东方杂志》第6卷（1909）第12期。]
（四）刘心源率队北京请愿
在湖北社会各阶层人士踊跃集股筹款，为争回铁路修筑权聚集财力的同时，湖北铁路协会推举的代表于1909年底启程北上，晋京请愿。“会长刘心源与代表宓君丹阶、张君伯烈，乘头等快车入都，力争废约，送者千余人。崇实学堂学生并制大旗一面，上绣‘一路福星’四大字，以为代表沿途平安之祝。”[ 《东方杂志》第6卷（1909）第13期。]
刘心源（1848～1917）等到北京后，三次上书邮传部，力陈“铁路宜予湖北自办”[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1期。]。邮传部迟迟未复，延至1910年初仍无结果。“二月初十日后，代表张伯烈日至邮部及徐尚书［世昌］私宅，痛哭力争。”[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3期。]又载，张伯烈“留书于寓，有‘如不得请，死不归寓’等语，身怀利刃，径赴邮部长官之宅，席地而坐，露宿于庭，效秦廷之哭”[ 《夏口县志》卷七，《交通志》，第3页。]。
此外，“湖北同乡京官及学界、商界六百余人，亦于十二日集议办法”。“适时护理湖广总督及铁路协会、湖北咨议局、湖北教育总会、武昌商务总会、汉口商界、善堂、报界，咸有电致军机处、外务、度支、邮传诸部，陈明股款已齐，要求准予商办。”[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3期。]在这种形势下，邮传部批准湖北设立商办川粤汉铁路公司。批文如下：
部批：呈悉。查川汉粤汉铁路，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奉旨着邮传部妥协接办等因钦此，钦遵在案。此路关系数省，原未便各为省界。惟造路以集股为先，既据鄂绅黎大钧等呈称民情踊跃，自应准其立案，设立公司招股。将来所有路事，应视湘粤等省确定妥协之办法，请旨一体遵办。此批。[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3期。]
邮传部批示揭晓后，湖北铁路协会代表“即持为准许商办之据，即日出京回鄂，预备开办路事。英、美、德、法四国之代表人，旋于十六日偕赴外务部力争”[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3期。]。以表面观之，湖北各界人士争取路权的斗争，至此取得了政府“同意商办”的结果。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坎坷得多。
湖北商办铁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先前的湖北铁路协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后来成立的铁路商办公司，更列不成阵势。1910年夏秋之交，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加紧对清政府邮传部、外交部施加压力，进行利诱，“催逼外邮各部签约”[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8期。]。清政府邮传部也“因湖北绅民毫无实力，招股万不可靠，仍欲借款收归部办，已允约日签押”[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8期。]。湖北京官闻之大惧，“公举陈惠凯、吴海二君回鄂，欲将公司即日组成，以资抵抗”[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8期。]。湖北各界绅民乃于宣统二年八月初(1910年9月)匆匆成立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初四下午，陈惠凯、吴海联合协会诸发起人及众股东，及绅学商军各界团体，集会于奥略楼侧之张文襄公祠，“推举柯侍郎逢时为名誉总理，黎京卿大钧为总理。即日将商办公司章程草成，具呈鄂督奏咨立案，恳电邮部阻止签约。一面催缴股款，俟达五百万元之数，即开会选董事、查账人，准备开工规划”[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8期。]。选举后，武汉商界又“以举柯、黎为总理，并非有股权之人投票所选，咸不承认，并多有请将所签之名注销者”[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8期。] 。
经过反复推选，方于阴历八月初十日在汉口四官殿铁路事务所选出协会领导，总理为旗人扎勒哈理（此人即前述之札凤池），名誉总理为柯逢时，协理为刘人祥（歆生)、刘心源。湖北铁路协会成立之后，征集股款工作进展迟缓。据邮传部1909年奏称，“查鄂境川汉铁路，估资约费三千万两左右。其现收款六十五万六千九百余元，除开支外，实存四十四万一百余元”[ 《宣统政纪》卷八。]。自筹资金仅占需用费总数的百分之一、二。到1910年，“鄂路协会三月间即收有股款一百三十余万元，其后数月，股款不见加增”。其原因，开始是“公司未立，人怀观望”[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8期。]。商办公司成立以后，认定股款的虽有所增加，数达一千余万元，然而，“现缴到之股，尚不足二百万。其最大原因系源茂钱庄倒塌后，万副会长昭度顿失财产之信用；而刘副会长人祥又因受鄂督之严斥，颇有辞职之意”[ 《东方杂志》第7卷（1910）第5期。]。紧接着，1910年夏秋，湖北大水为灾，“市面日非，金融机关十分阻滞，认股者甚是寥寥”[ 《民立报》1911年1月16日。]。及至1911年初，湖北商办铁路公司总理一职，又出现多人互相推让的情形，以至“人心多存疑虑，缴股又咸观望不前，以致改设公司以来，所有股款仅实在有一百六十万两”[ 《民立报》1911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