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1）(2)
黄侃（1886～1935），湖北蕲春人，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署理按察使，与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为同僚。黄侃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常与同学田桐、董用威（必武）、宋教仁等议论时政，畅议革命。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故人子”派黄侃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章太炎在东京举办国学讲习班，黄侃师事之，从章太炎研习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后以“章黄学派”名世）。同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归国，1911年初在武汉参加共进会、文学社活动，旋北上河南豫河中学任教，宣传革命，被解职，夏天来汉，与办《大江报》的詹大悲等相聚。据时在现场的温楚珩称——
詹款留报社，设宴欢迎。黄醉后写一时论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翌日刊出，当局大骇，认为大逆不道，将詹、何逮捕，彼二人争认不讳。[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过去记载多说该时评未署名。今据黄侃四子黄念祥提供的黄侃未刊笔记，该文以“奇谈”笔名发表。[ 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又，《大江报》原件早已失存，20世纪70年代末崇汉玺、方汉奇从《时报》（1911年8月6日）发现转载之该文。[ 见刘望龄：《革命的号角——大江报》，《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5辑。]
（三）詹大悲、何海鸣因时评被捕引起波澜
《大江报》上述惊世骇俗的革命言论，使清政府极端恐惧和仇恨，瑞澂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 《时报》辛亥（1911）八月十四日、闰六月十二、十三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 《时报》辛亥（1911）八月十四日、闰六月十二、十三日。]的罪名，饬令封闭《大江报》。
农历闰六月初七日晚，清军警包围《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报馆立被查封。据《时报》报道，审讯时，法官问：此稿从何而来，系何人所作?
詹君答曰：“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法官又曰：“汝登此项时评是何意思? ”詹君又曰：“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法官又曰：“汝所登之时评中有和平改革之无望一语，明明是淆乱政体，扰害治安。”詹君又曰：“试问政府近年外交，均用和平手段，如片马永租外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反美其名词曰和平解决。又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 ”法官不能语。[ 《时报》辛亥（1911）闰六月十六日。]
按法律规定，詹大悲、何海鸣本可交八百元罚金交保释放，但詹、何无钱交保，两人各判一年半徒刑。
《大江报》社评事件，在武汉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汉口各团以《大江报》平日敢言，一旦被官场摧残，殊为惋惜。拟即代为辩护，将一切情形陈请湖北谘议局提议，以昭平允，故汉口各界舆论哗然。连日该馆门口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甚多。”[ 《时报》辛亥（1911）闰六月十六日。]外埠报刊如《民立报》、《时报》等也一再登载有关社评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谴责官府禁锢新闻。
吴一狗事件和《大江报》社评事件，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清政府的愤恨，武汉三镇笼罩在大事变即将爆发的气氛之中。
《大江报》社评事件，在全国新闻界激起轩然大波，上海的《时报》连日报道此案：闰六月十二日（8月6日）刊发《汉口大江报被封情形》，闰六月十三日（8月7日）刊发《再志汉口大江报被封情形》，闰六月十五日（8月9日）刊发《汉口大江报被封三志》，闰六月十七日（8月11日）刊发《汉口大江报被封四志》，闰六月十九日（8月13日）刊发《汉口大江报被封志》，以密集的新闻报道，披露事件内幕，对当道形成有力打击。
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则发表于右任所撰时评《报馆与官吏》，正面声讨湖北当局；《民立报》还在闰六月二十三日（8月17日）的“东南西北”栏中发文，预言《大江报》“行将卷土重来”。辛亥首义以后，1912年3月20詹大悲、何海鸣等复刊《大江报》，便以《大江报卷土重来》为题发布公告。
《大江报》虽被查封，但其宣传革命的功效已深入武汉三镇，并波及全国，为辛亥首义作了舆论准备。诚如近代著名报人胡石庵（1879～1926）后来作诗赞颂《大江报》所云：
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扉页之四“詹大悲赞”。]
《大江报》出刊不过四个月，然其鼓吹革命之功，垂之史册。
七、湖北当局的军事部署
1911年，湖北和全国均呈现出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清廷的中央和地方政权对此都有所预感。湖广总督瑞澂为防备革命爆发，在辛亥年间频繁地调兵遣将，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