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1）(3)
新军原驻武汉三镇，瑞澂以其中多革命党人，如不采取措施，无异积薪自焚。经过多次密谋，瑞澂决定实行分化瓦解的办法，将“不稳”新军分调各处，这样既能分散革命力量，又可借以镇压地方性暴动。辛亥闰六月开始执行这项计划。恰在此时，四川保路风潮兴起，清廷任端方（1861～1911）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由湖北赴四川平息“叛乱”。瑞澂亦恐曾有任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经历的端方驻湖北与己争权，端方既请鄂军护从，瑞澂当然乐意为之调兵，遂将第八镇的三十一标、三十二标交端方带领入川。
辛亥年间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的驻防情况如下：
第八镇所属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出防郧阳； 第三十标第二营移防汉口，以一队驻钟祥；第三十一标全标由第十六协统领邓承拔、标统曾广大率领开往四川；第三十二标第一营作为端方卫队随行；第二营驻宜昌；第三营驻恩施待命。第八镇第八标第一营左右两队自南湖移驻城内督署附近，护卫总督；第二营以两个队出防枣阳，第三营开襄阳、双沟一带换防。
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第四十一标第一营出防宜昌；第二营两个队驻沔阳；一队驻岳州。第四十二标驻汉口、汉阳以迄京汉铁路线黄河南岸为止。
这一分割建制的大调动，的确给革命党人按预定计划起义带来困难，因为它打乱了军队中的革命组织系统。所以当9月份入川鄂军开拔的前几天，革命机关和军中同志进行紧急会商，有的主张与其让当局分散力量，不如行前起事；有的认为准备没有成熟，仓猝发动，一定失败；最后仍决定加强联系，一旦武昌起义，入川部队马上回鄂响应。除一般书信联络之外，并规定电报暗号：“母亲故”，即起义成功；“母病危”，即成功有把握；“母病愈”，即起义失败。临行那天，邓玉麟、刘复基等负责机关工作的同志，都到船上送行，彼此千叮万嘱，含泪告别。
瑞澂、铁忠等人以为这样一来，就可消灭革命于无形，殊不知新军士兵不管移驻何处，待到武昌一声炮响，便各就防地起事。清朝统治者的一切应变措施，全然心劳日拙。
清政府把新军作为平息民众变乱的主要工具，而新军本身却蕴藏着日益强烈的反政府情绪。除前已论述的“排满革命”经党人的传播，已在新军中蔓延外，1910年以来物价飞涨（以米价为甚）、军饷被克扣，更直接危及士兵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这更激起新军士兵的愤懑，1911年夏，新军营房发生几起枪击、哗变事件。军官们对士兵的忠诚已丧失信心，便把弹药从士兵手中收走，集中存于武昌城中和门内的楚望台军械库。楚望台军械库成为清方镇守、革命党人争夺的焦点。
第五节 革命重心北移
一、同盟会内部的争辩
1905年8月在东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全国性革命组织，它的成立对革命派聚合人才、协调行动、扩大宣传、推动武装起义等产生过巨大作用。孙中山在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时说:
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7页。]
然而，中国同盟会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革命政党，组织上存在缺陷，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伏笔。加上身为总理的孙中山对某些问题处置失当，所以同盟会在成立不久，便因内部纷争而陷入瘫痪状态。
（一）旗式之争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爆发激烈的旗式之争，几乎导致二人决裂。
同盟会旗帜式样问题，既然放到会上讨论，与会者自然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孙中山坚持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为烈士陆皓东设计，已为南洋数万华侨所承认，并事先把该旗悬挂在同盟会总部，实际上是让与会者接受既成事实。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中国远古井田制表示同盟会平均地权之意，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表，是仿效日本国旗和军旗，必须毁弃。黄兴这一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恼怒，声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孙中山 “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宋教仁集》，第718页。]激怒了一向为人宽厚谦和的黄兴，使他拍案而起，发誓要退出同盟会，与孙中山断绝关系。
这次孙黄二人的激烈冲突，表面上只是因为旗帜式样的分歧，这既是不急之务，也不是原则问题，那么，二人为何因此细故作意气之争，不肯相谅相让呢？在黄兴看来，孙中山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想通过采纳他所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所用旗式，来确立兴中会在同盟会中的正统地位，借以达到巩固提高孙的同盟会领袖威望的目的。作为同盟会实际上的二号领导人，黄兴认为这是孙对他的猜忌和防范，有辱他光明磊落的人格，所以黄兴才一改平素温厚谦让的风格，不惜与孙中山决裂来捍卫自身的尊严。黄兴的这种心态，当时虽未便表白，但事后他给胡汉民写信，却在无意中流露出来:“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 刘泱泱编《黄兴集》（一）,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言下之意，我既不争名也不抢功，即使立下功劳也不会以功自居，取代别人的领袖地位，你孙中山何必心怀猜忌，以采用兴中会起义的旗帜来抬高自己呢?话虽如此说，但事后黄兴仍然表示退让：“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黄兴集》（一）,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在这次孙黄冲突中，不仅黄兴的湖南同乡宋教仁站在黄兴一边，认为事情起因是孙中山“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余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宋教仁集》，第718页。]， 即使是一向紧跟孙中山的胡汉民，也为黄兴的这种宽厚揖让之风所折服，认为黄兴“成功不居”之说持义颇高，不因争论而废。
（二）赠款之争
孙黄冲突事过不久，孙中山又因接受日本政府赠款问题与章炳麟、谭人凤、张继、田桐等更多的人产生分歧与隔阂。
同年3月4日，孙中山离开日本转道香港前往南洋，临行前，他从日本股票商赠送的一万元中取出两千给民报社使用。当时民报社经费拮据，主编《民报》的章炳麟嫌少，认为孙中山应该将赠款全部留给民报社。
孙中山离开日本后，又传出孙接受日本政府赠送路费五千元之事，于是章炳麟、张继、谭人凤等人纷纷指责孙中山不应该暗地接受日本政府的施舍，有损革命党的脸面。恰在此时，国内传来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引发更多人反对孙中山。
章炳麟要求当时代行同盟会总理职权的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担任。这一风潮虽在刘揆一、黄兴等人的劝解下平息下去，但孙中山与这些人的矛盾并未得到化解。
1908年9月，陶成章携带章太炎所印民报社股票数百张到南洋筹款，希望得到孙中山的赞助，可此时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及由章太炎主持的民报社早已失去好感。陶成章与章炳麟交好，此次又携带民报社股票前来招股，并要求孙中山代为筹款，自然不会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加上当时河口起义失败后流亡新加坡的数百名战士生计困难，亟需周济安排，弄得孙中山等人焦头烂额，于是孙中山“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8页。]这使陶成章大失所望。无奈中，陶成章转向时任南洋支部长的胡汉民求助，要求出具介绍信，以便自行前往各埠募款，又遭到多方阻难。陶成章筹款不成，自己生活也陷入困顿，一腔悲愤转化为对孙中山的怨恨，于是联合在南洋华侨中颇具影响的李燮和及其他一批人，共同向孙中山发难，起草了东京同盟总会驻南洋七省同志致同盟总会书，于1909年夏携归日本东京，与章炳麟等一道要求同盟会总部议决“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布罪状，遍告海内外。”[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6页。]此要求遭到主持总会会务的黄兴及谭人凤拒绝后，章炳麟、陶成章便向海外华侨及同盟会各分支机构寄发信函传单，对孙中山进行攻击。时在法国巴黎的张继闻讯也致函孙中山，要求孙：一、退隐深山;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陶、章的发难，给孙中山造成很大的伤害，使孙悲愤交加。从此以后，孙中山就不再过问东京同盟会事务，而将精力转向海外建立南洋支部及中华革命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