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0）(2)
汉口光复在外国人那里反响不小，法国驻华公使代办G .斐格10月16日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说：
革命党人一如开始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秩序和纪律性，进行组织安排和乘胜前进。
继武昌和汉阳之后，他们于12日攻取汉口，从而把二百多万居民集结在他们的大旗下。[ 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G .斐格1911年10月16日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辛亥革命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在此后阳夏之役西方列强大体取中立态度，与其对民军方面的此种较好观感不无关系。
（二）詹大悲、何海鸣为正副主任的汉口军政分府成立
革命军既完全占有武汉三镇，自日知会丙午之狱以来身系牢狱的革命同志，得以重见天日。
武昌方面，六年前入狱的胡瑛（1884～1933）以及10月9、10两日被捕诸人，均由蔡济民派人迎接出狱。汉阳方面，久困囹圄的李亚东，由胡玉珍迎出，被推为汉阳府知事。汉口方面，殷子衡在夏口监狱，年久被人遗忘，至是率难友自出。
两月前被捕禁的詹大悲、何海鸣，分别于10月11、12两日自行出狱。
被关押在汉口礼智司监狱的詹大悲出狱，有一段颇富趣味的情节：
10月11日天尚未明，同盟会员、与詹大悲同办《大江报》的温楚珩，往汉口的长江边张望，见许多外国人手持望远镜向武昌探视。温楚珩从一日本人处获悉，10日夜间武昌已经光复，瑞澂等在逃。温楚珩喜跃不可名状，“急足奔赴礼智司监狱”，抵监狱时，天已明，温楚珩促詹大悲出狱，渡江去武昌。以下是詹、温对话：
詹谓：“署内安靖若无事，门前仍有卫兵，何能得出？”温告以武昌光复，乃是事实；街上秩序紊乱，已呈无政府状态，可随同行，不必多疑。同押之商家十余人亦尾随鱼贯而出，卫兵竟瞠目不加阻止。此种景象，若非深知当时情形者，不能理解也。[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54页。]
詹大悲出狱后，与温楚珩立即渡江到武昌，文昌门紧闭，再四说明系革命同志，始得入城。武昌城内因一夜激战，房屋倒塌，无路可通，又绕道东行，入忠孝门，越蛇山而下，入谘议局内，所见为——
楼之上下，室之内外，万头攒动，喧哗嘈杂，不可名状。忽见一有须者，状异常人，趋问姓名，其人举所挂之布条以示，则所书为大名鼎鼎之汤化龙也。[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54页。]
詹大悲欲“觅军队首要同志”，恰好经一夜激战的蔡济民匆匆赶至，其情状为——
蔡以终夜辛劳，声嘶气哑，语不成音。詹谓蔡曰：“武、夏一衣带水，岂有闭城造反，而不急遣一兵占领汉口乎？”蔡深谓然，允立即往觅队伍，一、二时许，率两队兵至，前行者执十八星旗。乃邀蔡济民、陈冤雅、龚远侯等同渡江，在四官殿设司令部，时已万家灯火矣。[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54—55页。]
依温楚珩此文所记，詹大悲偕蔡济民等率军从武昌到汉口四官殿码头，设汉口军政分府，当在10月11日夜。此在党人赵承武率第四十二标第二营11日傍晚六时举义，汉口光复之后。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则说，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四句钟时，詹大悲已自武昌受命令为汉口军政分府，携兵一队至汉，驻四官殿，胡经五(胡瑛——引者)偕之至，为参谋”。10月13日从外县赶回武昌的蒋翊武也支持詹大悲组建汉口军政分府。
由于四官殿地方狭小，汉口军政分府不久又移往汉黄德道衙署办公。
军政分府人员不同于湖北军政府，完全由革命党人组成。主任为詹大悲，何海鸣副之。下设八处：“司令处詹大悲兼司令，温楚珩、王尔康副之；参谋处吴崑、何海鸣、余楚善；交涉处马少卿、刘润生、李文辅、谢虎生；军需处余楚善、尹亚一、吕丹书、罗衡九；军械处戴锡麟、李仲杰；军法处魏之纲；稽查处王光汉、潘锡玖；军政处潘江。”[前湖北通志馆所存残档《汉口军政分府编制表》。]分府主要成员多为文学社成员，他们“都怀着不满武昌军政府的思想，更不满意黎、汤二人掌握了军政大权，但仓猝间尚未及答”[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49～54页。]。他们都想在汉口独立支撑门户，以待将来改组武昌军政府。因此，汉口军政分府权限颇大，兼管军、政、外交及筹措粮饷，并往往“自行其是，不受武昌军政府指挥”[卢智泉、温楚珩：《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集，第49～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