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0）(4)
连甲于八月初一日到任，十九日遽遭兵变。是日上午即有风闻，当以守库兵只二十余名，殊不足恃，函致军事参议铁忠添派军队，未接复音。连甲亲赴督署禀商，即闻合城新军全变，即赶回署守库。贼用大炮毁头二门，连甲督率抵御，枪毙悍匪七名。子弹告罄，相持至黎明，藩署始被攻破。复拟赴督署，为乱兵所阻。绕至统捐大臣柯逢时宅，正在悬赏募人通信，适探瑞督已登兵轮，柯大臣即嘱趋赴舟次，同谋恢复。又恐印信有失，交由柯大臣敬谨收存。[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3—64页。]
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10月10日晚接受瑞澂命令，率三千士卒抵抗直到翌日天明。11日凌晨，骑兵队朱明超从督署逃出，向张彪报告督署失守消息，张闻讯，正拟收拾细软逃往汉口日租界找大仓经理菊三郎保护，辎重营管带萧国安来说，该营无一革党，请先到辎重营再想办法。张彪便率辎重营撤离武昌，乘船到汉阳，企图控制汉阳兵工厂，但汉阳驻军策动反正，张彪见势不稳，又率残部逃到汉口刘家庙，请日本顾问寺西秀武代谋，寺西秀武要张彪带领现有兵力渡江到青山，潜至大东门，伪称投降民军，骗入咨议局，消灭革命党人指挥中心。如此，胜则奏明皇上，自请处分，皇上必能将功抵过，所有失职之罪，全加在黎元洪身上；败则一死而已。张彪无勇气采纳此议，率领残军退缩在汉口刘家庙火车站一带。
新军军官除部分归附民军，部分逃散外，亦有少数追随张彪，同民军作战。第三十二标统带孙国安、马八标统带喻化龙，带着部分军队和关防、标旗等物，逃到李家桥，以待张彪之命，等到10月11日深夜，杳无音信，又不敢回营，孤军野外，难以维持。只好对士兵说：“瑞制台、张统制不知何往，我们也不忍心要你们在这里吃苦，回营回家听便。”于是士兵各归各营，孙国安、喻化龙二人怏怏自去。
提法使马吉樟，一闻党人起事，不知如何是好，派人打听投降办法，又无结果。于是正其衣冠，危坐大堂之上，等革命军来收降。谁知从11日晨坐到中午，革命军也不找他，他就得以从容出走。 以后黎元洪任总统，马吉樟曾在总统府任秘书。
提学使王寿彭、交涉使施炳燮、盐法道黄祖徽、武昌知府袁毓楠等均于11日逃出，劝业道高松如未离武昌。
在汉口的汉黄德道齐耀珊、巡警道王履康、夏口厅同知王国铎等，未及汉口驻军起义就乘火车跑了。
汉阳知府琦璋，武昌起义的当晚即已得知消息，但不敢声张。11日自称过江请兵，实则躲往鹦鹉洲一个小屋看风色，后见民军声势颇盛，便悄然离去。
武昌城内的满族官僚家庭，著名的有扎、宝、铁、卜四家，当时革命军激于民族情绪，对这四家有所杀伤抄没。《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载：“是日(指10月11日)，革军遇旗人，不论老少皆杀。”[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2页。]
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10月10日晚在其司令部坐镇。开始黎元洪以为是第八镇士兵闹事，与己无关；后来他的直属炮队营管带张正基用电话向他报告塘角驻军纵火起事，黎令张正基立即扑灭。工程营派周荣棠到第四十一标吁请响应，越墙而入，高呼“兄弟们到楚望台集合”，为黎元洪卫兵所执，经黎问明是革命党，卫兵即拔刀将周砍死。（一说是黎亲自“手刃”）可是第四十一标革命士兵和同驻左旗的第三十一标留守士兵呼啸而出，黎元洪再也不能制止，其左右劝他逃走，以避危险，黎元洪无可奈何，逃到黄土坡刘文吉参谋家中更便衣暂避。
在武昌起义发生的10月10日晚和11日凌晨，清湖北当局的军政要员大多逃离职守，湖北省城被革命军完全控制。
二、对失职要员的处置
清廷成员获悉武昌发生兵变信息，最早的是邮传部尚书盛宣怀（1844—1916）和满洲镶黄旗人、内阁协理大臣那桐（1856—1925）。据时任川粤汉铁路督办公所提调的王孝绳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清政府“据鄂督电奏‘拿获革党二十余人，正法三人’，嘉其办理迅速。时盛宫保宅已得武昌失守警电。询内阁，已散值，急至徐相宅，尚未得耗。邀那相来，亦携外部警电至，同谒庆邸”[ 王孝绳《辛亥武昌兵变旅行记》，《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0页。]，可见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是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方从盛宣怀和那桐处获悉武昌发生兵变的。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恐惶。对于瑞澂弃城逃走的举动，有些朝臣主张拟查疆臣弃城处分例，从严治罪。因皇室亲贵载泽（1868～1928）与瑞澂为儿女亲家，在摄政王载沣（1883～1951）面前竭力袒护，清廷仅给瑞澂“撤职留任”处分，从轻发落，令其“戴罪立功”。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上谕说：
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戴罪图功。仍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暑督迅即将省城克期克复，毋稍延缓！倘日久无功，定将该署督从重治罪；并着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 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辛亥革命》第5册，第291页。]
瑞澂在楚豫舰如同丧家之犬。该舰先停在刘家庙江畔，后移泊至德租界码头，企图依傍洋舰，获得安全，但仍遭民军炮击。瑞澂见在武汉无以存身，遂“因兵舰煤尽而至九江，因九江兵变而至上海”。清廷闻讯，大骂瑞澂“辜负朕恩，偷生丧耻，实堪痛恨”，并令两江总督张人骏“迅即派员将瑞澂拿解来京，交法部严讯治罪”[ 《满清稗史》第3册《清末实录》。]。但两江总督张人骏此时已自顾不暇，瑞澂便安然到上海作寓公去了。北京一些满洲青年贵族对瑞澂的“失职”十分愤恨，曾组织一“暗杀团”前往上海，企图杀死瑞澂；后因全国形势骤变，谋杀计划未能实施。
对于逃离武昌的鄂军提督张彪，清廷于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所发的上谕则更为严厉：
张彪督练鄂军已历多年，竟至兵匪勾结，省城不守，可见其平日训练无方，而事前既毫无防范，临时复漫无节制，不能固结军心，竟敢仓皇弃营逃出，实属大干军纪，罪无可逭。统制官提督张彪著即行革职，并著瑞澂责令迅速痛剿逆匪，克复省城，倘再畏葸观望，定当加等治罪。[ 《辛亥革命》（五）第292页。]
其实，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方湖北军政要员中，组织镇压、抵抗的，主要是张彪，他10月10日夜在武昌督署一带力战革军，11日后退至汉口继续对革军作战。张彪还曾登楚豫舰，劝瑞澂留汉抵抗，瑞澂怯战东下，张彪则率残部在刘家庙与民军抗衡，然兵力单弱，无法扭转颓势。后来清朝遗老周贞亮为张彪撰墓志铭称：
辛亥之役，变起仓卒，制军（指瑞澂——引者）出走，全城鼎沸，公不得已，出城迫见制军舰上，固请留驻，不听，乃率余军保固汉口。[ 周贞亮：《榆次张公墓志铭》，《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民初张彪在天津做寓公，建张园，曾于1925年接待清逊帝溥仪。辛亥首义后被清廷抛弃的张彪，却是一个为清朝陪葬的“忠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