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1）(5)
武昌首义、陕西光复的消息传到兰州，让在兰州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黄钺等人深受鼓舞。黄钺，湖南宁乡人，早年曾在军队中担任过下级军官，是一个爱国热血志士，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目睹清廷的媚外卖国，愤而走向革命道路。他见东南各省革命风潮日益高涨，西北地区革命影响微弱，恐一旦革命起义爆发，西北不能及时响应，于是在1911年初由湖南来到兰州。黄钺因其父与长庚有旧，颇得长庚信任，同年八月被任命为兵备处总办，不久又被保荐为督练公所军事总参议。黄钺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作掩护，与人秘商组织大同会，联络同志。当彭英甲、巡警道赵惟熙鼓动长庚派兵攻陕、勒缴新军器械、改编营制时，黄钺等人想乘机联络省城新军反正，以挫败彭、赵攻陕计划，但因黄“钺充任军事参议，综理兵备甫两月，威信尚未全孚。加以驻省新军程度幼稚，虽经犁兆枚、罗瑞麒极力运动，迄无结果”[ 黄钺《陇右光复记·反正颠末》。]。不得已，黄钺夜见长庚，密陈时事利害，劝其保境息民。彭、赵得知后，危词恫吓长庚，力主攻陕，并暗指黄钺为革命党，不宜重握兵权久居省城。适逢长庚以秦州（今天水市）为甘南门户，南入四川，东通陕西，必得人往守，令黄钺前往驻防。于是黄钺便以骁锐军统领名义率部约五百人于1911年12月21日抵达秦州。23日夜晚，甘肃攻陕南路军攻陷陇州，接着进围凤翔。此间，由升允直接统带的攻陕东路军陆洪涛、马安良也在攻下长武、邠州、永寿后直逼乾州。攻陕军事的一时得手，顿使甘肃顽固势力气焰大张。
1912年1月9日，长庚与省咨议局议长张林焱、副议长刘尔忻联名电奏清廷：“甘军亦东抵乾州，连获大胜，能于年内克复长安，则西北数省尚可支撑危局。人民思恋故主，遥戴皇灵，藉陕甘新数千里疆土为国家根本重地，即可恢复东南”。[《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224页。]接着，他们又进一步附和宗社党保守潼关以西建立偏安小朝廷的呓语，倡扬“迎銮之说。”面对此种局势，黄钺“念陕甘之兵一日不解，即共和之局一日不定”[黄钺《陇右光复记·反正颠末》。]，便与同志就如何援陕进行计议。黄钺主张据秦州独立，牵制甘军，“若陕西万不能支，则义旗一举，先图平凉，以截甘军后路，马、陆势必反顾，则陕危不救自解，共和可望告成”[黄钺《陇右光复记·反正颠末》。]。这个主张得到周昆、黎兆枚、鲁秉周等人的赞同。在此前后，黄钺等人一面运动城内及伏羌(今甘谷)军学各界，一面多次派人与川陕民军联络，以求应援。
3月10晚，黄钺向各哨官部署了具体任务。次日清晨，各队向既定目标进发，由于事先计划周密，部队动作隐秘迅速，在行进中除击毙游击玉润外，没有发生激烈战斗便顺利占领了全城。黄钺入道署后与周昆、鲁秉周等召集署巩秦阶道向燊、知州张庭武，守备梁国栋等文武官员及绅商一百多人，宣布当即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任都督，向桑为副都督。檄文远近，声讨升允、彭英甲等不顾南北停战，清帝巳宣布退位的大势，进攻陕西民军，派兵四处杀掠等罪行，声明“秦州已于本日宣布独立，脱水火斯民之厄，竟共和一篑之功，义旗所指，秋毫无犯。凡我汉回蒙满士农工商人等，务各安本业，无相惊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1页。]。同时颁布《甘肃临时军政府法约》五章，重申“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救济人民为宗旨”[《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2页。 ]。
秦州独立，犹如一颗重磅炮弹在攻陕甘军背后轰然爆发，加之其他方面的压力，甘军人心涣散，前敌将领马安良只得与陕西民军停战议和，撤军返回甘肃。
3月15日，前清甘肃巡警道赵惟熙得到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署理甘肃都督的任命，随即向袁发电诬告“黄钺称兵独立”，破坏共和，并调遣军队包围秦州。袁为维护他反革命的统治，使赵惟熙成为自己控制甘肃的鹰犬，极力偏袒赵惟熙，借口秦州独立在兰州宣布共和之后，屡电诘责黄钺“秦州一隅，拥兵抗令，......直是甘心破坏”，勒令黄钺“克日取消独立，撤去临时军政府，听候赵都督命令。”并杀气腾腾地威胁：“国法无私，宜自求多福，幸勿遗吾秦州父老子弟累也”[《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28页。 ]。面对袁、赵淫威，黄钺等革命党人不为所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扩充部队加紧训练，加强城防，以防备赵的武力进攻，一面继续联络川陕民军，以期求得外援。同时向有关方面拍发电函，申述秦川独立真相及宗旨，争取舆论同情，驳斥袁、赵栽陷诬蔑之词。
赵惟熙居兰州形胜之地，掌握着全省财政和军队，下有临时省议会和反动官绅的支持配合，上有袁世凯的打气撑腰，实力强大。秦州方面困守孤城，军队不过千人，且饷械两绌又无群众的有力支持，川陕民军虽屡经邀约，却始终未能赴援。黄钺揆情度势，认为南北议和之后，各省政权巳经统一，甘肃一省难以长期保留两个军政府名义，为了争取策略上的主动，黄钺便于3月26目拟定八项议和条件，与兰州方面交涉合并之事。兰州方面也由省议会牵线，先后派人赴秦州谈判。此后，双方信使往返，演成笔舌之战。
此间，被黄钺视为靠山的黄兴、谭延闿在接到袁世凯让其代劝黄钺的电报后，也先后来电催促取消独立。黄兴表示“共和告成，南北统一，秦州独立名义自应取消”[《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27页。 ]。谭延闿则婉劝：“现在大局久定，更非少数人及偏隅省分所能摇动。......伏望从速引身回湘，暂置理乱于不问”[《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43页。]。在此种情势下，黄钺进退维谷，只好妥协退让。延至6月7日，双方代表在秦州再次会议，在《和平解决条约》上签字，宣布即日取消临时军政府名义，与兰州合并。6月21日，黄钺等人离甘南返。
六、绥远：起事被扑灭
绥远所属归化、包头一带，一闻武昌起义，清将军、都统、兵备道等无不丧魂失魄，化装应变。参加同盟会的蒙古族进步人士，也积极活动起事。有的地方还成立了军政府，推举都督，因组织不健全，缺乏领导骨干，很快被地方保守势力所扑灭。
七、蓝天蔚等东北举义不成，退入关内
同盟会在东北原有相当基础，宋教仁、吴昆、白逾桓、廖仲恺、左雨农、张榕等人进行过大量组织工作。吴禄贞、蓝天蔚（1878—1922）更以军政要员身份暗中支持革命。武昌起义时，在沈阳活动的主要是张榕和蓝天蔚。张榕组成同盟急进会，积极准备武装举义，他们拟以蓝天蔚部第二协为主力，占领总督署，宣布独立。当蓝天蔚下令第二天开始行动时，不料他的标统聂汝清向总督赵尔巽告密，赵即以聂汝清取代蓝天蔚任协统，另委蓝天蔚入关考察。1912年1月张榕被刺杀。
蓝天蔚入关后被举为关东都督，驻军山东，组织北伐军，以张璧为司令，驻于金州之李家窝洛，军分为二：一支向盖平、复县，一支南向庄河。邹兆中为革命协统、东路指挥官，有革命军六百人，连破清军，清哨官阵亡，庄河知县弃城走。南北议和成，北伐遂止。[详见1934年修《庄河县志·兵事志》。]
武昌起义后，复州民军首领顾人宜率同族人顾之初、顾人敏、李文海等数百人与清军作战，互有伤亡。辛亥十二月二十日，蓝天蔚委高震为关外军总司令，孙大发为民政部长；以顾人宜为关外军第一镇镇统，顾人初、邹兆中为协统，顾崇志、尹锡五、张嘏等为标统。与清军相持不下。北京宣布共和后，蓝天蔚将全军调赴山东。[详见1934年修《复县志·兵事略》。]
吉林地方在武昌起义之后，主要是上层人物的自保活动，除仿效奉天成立保安会之外，还有满籍士绅倾向革命的。议和时吉林代表满人杨策(文耆)在上海见过孙中山。他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黑龙江审判厅长匡一，即同盟会黑龙江支部长，武昌起义后，他们策动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要求独立。但地方官吏采取各种办法，将革命嫩芽摧折了。
八、新疆：革命果实被摧折
辛亥十二月九日(1911年12月28日)，湘人刘先俊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领导起义，被巡抚袁大化镇压，战死和被搜捕处死者一百多人，逃出来的继续在伊犁活动。
1912年1月7日伊犁举义。一个月以后，武昌才收到伊犁来电，电文由总司令杨缵绪署名，略谓伊犁倡义，九城光复，惟种族复杂，故依人道主义，推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
先是伊犁将军长庚，于1907年请湖北代练步马炮工辎各一队。1908年，由标统杨缵绪率同各兵种人员六百一十二人抵伊犁。杨缵绪在武昌任军职时，与日知会成员常有过从。后来日知会成员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等，以不便久匿武汉，相率远赴伊犁，投入杨部。
杨缵绪到伊犁，任职协统，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以新军为中心形成了一支反清斗争的主力军。长庚调陕甘总督，蒙古族广福继任伊犁将军。武昌起义后，清廷又由志锐继广福任伊犁将军，拟将广福调任杭州将军。志锐到任即解散新军，免杨缵绪职。从而激发了新军起事的决心。
起义时李辅黄任总指挥，先攻东关，再入城策应；郝可权、冯特民率铁血团攻将军衙门和北库。攻东关和南库先得手，即进入城内，占领要道。冯特民等顺利攻入将军衙门，但受到北库满兵的顽强抵抗。当开紧急会议，争取广福出面，瓦解蒙旗斗志。广福深恨志锐刁难，使自己久不能移交赴杭州新任，在党人敦促下，广福即向北库蒙旗官兵宣告：只要交出北库，放下武器，由他担保决无事故。蒙旗官兵一样受到满旗歧视，经广福一说，当即完全占有惠远全城，志锐躲在协领衙门的夹道内，被搜出后，立即处决。
1912年1月8日，伊犁临时都督府组成，推广福为临时都督，杨缵绪为总司令，冯特民为外交部长，贺家栋(原伊犁知府)为政治部长，郝可权为参议院院长。1912年2月间，冯特民、郝可权曾致电武昌党人，谓“伊犁虽已反正，早举广福为都督，但俄人煽祸，仍操纵新巡抚袁大化作梗”云云。伊犁起义，是武昌日知会诸人在新疆从事革命所结出的果实。这些花果后来被追随袁世凯的杨增新所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