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5）(3)
1月28日黎元洪又发出准备进攻命令：第—、二支队于29日上午八时以前，开始渡江，分别占领汉口、汉阳各要点。有关各部做相应准备。北伐左翼军和安襄郧荆招讨使两处，则电报下达，并致电季雨霖率部向南阳前进，“窥敌之侧背”。季雨霖刚取得河南三县，即奉命班师。
黎元洪除指挥来鄂援军以外，还致电四川都督请电商云南都督：“会滇蜀之兵或东下援鄂，或出师汉中，联络秦晋，以作攻豫攻燕之计。”又致电云南请“援川滇军不必撤回，径至宜昌经襄阳趋河南唐县。川军速出汉中，会援秦晋”[ 《黎副总统政书》卷4。]。此外，黎元洪还与浙江都督汤寿潜、贵州代都督赵德全电商两省援鄂事。
湖南都督谭延闿致电黎元洪，建议组织全国参谋本部。黎元洪为此联络各易帜独立省份，请各省派参谋到鄂，在武汉组成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组成后，制定北伐计划，并由南京临时政府认可。
黎元洪发表了不少关于“北伐”的通电、命令，然而却“雷声大，雨点小”，北伐的实际准备是相当有限的。武昌和上海两方面的主要希望都寄托在同袁世凯的和谈上，认为“项城赞成共和，则兵弭而中国可以不亡；项城若效忠清廷，则祸结而中国必无幸存。”[ 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侧记》，《辛亥革命》(八)，第106页。]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南方代表同北方代表在1912年1月中旬达成秘密协议：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同意建立“共和政体”。在此条件下，南方将临时大总统转让给袁世凯。这样，民军的所谓“北伐”便带有虚张声势的意味。黎元洪以大元帅名义向各军所下北伐命令也是模棱两可的。1月中旬，黎元洪通饬武昌各军事机关：
顷接南京来电，北军已下令准备战争，和议难恃，势必用武力解决等语，务请速行准备作战一切事宜；惟须俟伍总长通告和议决裂，始可开战；不可于末通告前，自我开衅。[ 《黎副总统政书》卷4。]
到了1912年1月底和2月间，南北议和更进入议定清帝退位条件、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的阶段。屡经蹉跎的北伐，更走到明令取消的地步。
由袁世凯和英帝国主义联合导演的“停战议和”的过程，实际上是民军方面不断妥协退让并日益走向分崩离析的过程，也是以袁世凯为总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篡夺革命果实的过程。一位革命党人在1912年1月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种可悲的情形：
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战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抡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3页，载《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致孙中山信》。]
湖北党人季雨霖在1912年3月31日致孙中山总统的电文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议和的危害：
袁贼狡诈，别有企图。初次议和，乘隙败约，破我山西，攻我陕西。今又加精兵三千，开花炮十二尊，猛攻陕军，潼关垂危。……纵然即一心求和，亦当分途北伐，海陆并进，使敌军不敢妄动，然后和局可成。[ 《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可惜的是，这类真知灼见却受到了冷淡的对待。自1911年12月1日湖北军政府与北洋军签订停战协议以后，革命阵营出现师老兵疲、攘权夺利的局面，“首义之区”欣欣向荣的气象急转直下。
第四节 武昌集团
阳夏之役以北军攻占汉口、汉阳，民军据守武昌的僵持局面告终，全国的战略主导权渐被北方袁世凯集团掌握，原来目标基本一致的南方民军则发生分化，隐然出现江浙沪与湖北两个力量中心，而湖北中心则形成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它是介于袁世凯集团与江浙沪集团之间的第三力量，又渐趋倾向袁世凯集团。
一、阳夏战争结束后黎元洪实际地位的变化
1911年11月底，民军放弃汉阳，退守武昌，阳夏之役告一段落。此后，武昌政局出现一个重大变化：革命党人与黎元洪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渐渐发生颠倒。这种格局的形成，与湖北军政府内部各种矛盾的演化有关，同时又是袁世凯老辣的反革命策略带来的直接后果。
还在阳夏之役紧张进行之际，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打出“停战议和”这张牌，其意一是保存北洋实力，增添自己向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二是瓦解、分裂革命阵营。他的这后一战略意图，当时即被一家报纸的北京电讯披露出来：(袁)“即先以停战懈民军进取之心，俾其无迫压之感觉，而有余暇自生争夺之纷扰；但又认武昌为主体，且与议和，而不认他省，其意乃欲将武昌、秦晋、江浙分成三截，俾三处交生疑阻，而彼则可乘此机会，先翦秦晋以除肘腋之患，然后以全力对付东南。”[ 《神州日报》1911年12月12日(辛亥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革命阵营自身具有种种弱点，此后形势的发展，竟完全步入袁氏事先设计好的陷阱之中。而黎元洪则在革命党人内争之际，火中取栗，掌握了湖北实权。
在湖北军政府建立之初，黎元洪的处境极为尴尬、被动，他参加会议总是“瑟缩不语”[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34页。]，以黎的名义发布的文告不仅由别人起草，连签名都由他人代笔[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第34页。]。革命党人也不过把黎元洪当作傀儡，“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一切事情”[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75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元洪这个都督逐步“弄假成真”。
黎元洪10月11日被拥出担任都督，惊魂稍定后，发现起义者并非乌合之众，新政权也并非瞬息即逝的朝露，于是便在10月13日向党人表态：“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80页。]这话可以说是真假参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黎仍心存观望，态度暧昧；但他也开始暗暗在军政府内部抓权。而他以清军高级军官身份出任新政权都督，自然成为“咸与维新”的旧人物投靠的对象，“旧日军官佐及政学界附从者日多”[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0页。]。在这批旧官僚政客的推动下，黎元洪开始发展私人势力，得寸进尺地蚕食军政府权利。不过，阳夏战争期间，军事实权仍掌握在以党人为主体的“谋略处”和战时总司令部手里，黎元洪还无法专擅大政。但停战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一方面，在湖北军政府内部，党人渐渐堕入袁世凯的彀中，“有余暇自生争夺之纷扰”。如“首义三武”之一的军务部长孙武，先是为了贬抑黄兴，后是为了排斥其他“二武”——蒋翊武、张振武，遇事先与黎元洪密谋策划，结成彼此利用的关系。这使黎元洪不仅有旧军官、旧政客、立宪派的支持，还在革命党内部找到了代理人。黎元洪借此摆脱党人控制，并利用党人的内部分裂，掌握了党人的命运。
另一方面，阳夏之役沉寂之后，湖北在全局中的地位已远不如以前突出。随着11月底汉阳失守，黄兴离汉赴沪，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中心有东移之势。江浙一带的同盟会员和立宪派原来已具集团雏形，这时更组合成“上海集团”。此后，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临时政府的筹备工作在沪宁一带展开。这使得一些自居“首义”之功的湖北党人十分不满。
为了与上海集团相抗衡，被畛域之见和权利欲左右的孙武等人，已忘却革命党与非革命党的界限，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黎元洪，组成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
上海集团与武昌集团表面上是地域集团之争，实质上却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之争。这样，革命阵营内部便隐然形成上海、武昌两大山头，这两个山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武昌方面的蒋翊武等文学社成员亲近同盟会，常与上海集团相呼应；上海方面的光复会章太炎等人早就与同盟会交恶，因而每每对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大加赞助。这两个集团放过共同的敌人——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却在那里为了权力分配而自相扭打起来，使袁世凯在一旁坐收渔翁之利，黎元洪也因此大大增强了在湖北的实权地位，并俨然以“首义之区”的代表出现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就铸定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在湖北地区失败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