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补习所

　　由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士兵发起组织的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第一个正式的革命小团体。曹亚伯、吕大森、胡瑛、张难先等人认为要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而要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张难先、胡瑛毅然投身工兵营，每天在士兵中宣传革命道理，秘密散发革命书刊，经常利用饭后在操场散步的机会，对士兵们讲述满人压迫汉人的故事，以激发其反满情绪。湖南人胡瑛当时年少倜傥，善于言辞，听其演讲者，莫不感动。1904年6月，张难先、胡瑛与同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等，以及学界同志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时功璧、康建唐等，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开会，发起组织机关。大家商议组织定名为“科学补习所”，以补习科学的名义迷惑官府耳目，掩护革命活动进行。会上共推湖北建始人吕大森起草章程。吕大森时为武高等学堂高材生，性情豪放，有胆有识，曾在拒俄运动中，鼓动数百学生集会曾公祠，并登台慷慨演讲，直斥政府昏瞆，激昂壮烈，轰动江汉间。吕大森拟好章程，由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张难先审查，并在会上通过。7月3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设机关于多宝寺街时象晋宅中，共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该所在报上公开公布章程：“学界同志于正课毕时思补习未完之课，故名补习所”。其宗旨为“集各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但实际宗旨是“以革命思想灌输于各学堂及各军队，结合志士，以图光复”。会员们在心中牢记“革命排满”四字。科学补习所成立后，一面进行革命宣传，一面将知识青年输入新军。根据公布的章程，科学补习所负有帮助愿入学堂及愿入军营者实现愿望的责任，于是，有志从军的青年士子和会党成员在科学补习所的帮助下，纷纷投入军营。

报纸所载《科学补习所章程》

　　先是，黄兴于1903年回国运动时，自沪过鄂，在他当年就读的两湖书院演说革命，并与湖北革命同志约定由湘省发难，湖北响应。据欧阳瑞骅《武昌科学补习所革命运动始末记》中所言，科学补习所建立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实行黄兴的革命计划。因此，科学补习所成立后，吕大森、胡瑛亲赴长沙，与湖南方面取得联系。吕大森在舟过洞庭湖时还得诗句“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他们住在黄兴家中，参加了华兴会的会议，会议确定了湘省起义计划，预定1904年11月16日乘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机举事，并请湖北同志配合行动。胡瑛被举为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蜀省及施南分部总理。吕、胡回汉后，科学补习所成员一致表示赞同，并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因所务进展甚速，多宝寺时象晋寓所已嫌狭窄，不敷应用，便由干事欧阳瑞骅租赁魏家巷一号房屋迁居。时补习所成员曹亚伯已在长沙中学任教，就被推为湘鄂联络员。两省革命同志共同筹措起义经费和饷械，补习所印制了军用票三十万张，以备起义时两省之用。时值学校放暑假，曹亚伯回汉，补习所开会讨论进行方略，决定派吕大森、康建唐赴施南，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华兴会、东文讲习所（该所系华兴会创办，设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借教授日语、算学为名，作为培训会员和秘密联系据点）接洽；武高等学堂由刘熙卿负责推动；文普通学堂由欧阳瑞骅负责；马队由刘静庵负责；工程营由张难先负责。其余各校各营，均有负责干事。其分配之枪械由胡瑛、王汉赴江西湖口起运来鄂。王汉亦曾密谋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湖北地方官员在武昌皇殿集会祝寿之机，袭杀官吏，以响应华兴会起事。但10月11日事泄，密谋未果，只得照原计划行事。党人按照指派职务积极进行间，不料10月24日湘省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派军警包围华兴会机关，逮捕党人，并搜得文件，得知湖北科学补习所为同谋，即电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行搜捕。科学补习所先得黄兴电报，已知事泄，就由胡瑛、王汉等把运回的枪械移藏于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中文件名册，张难先通知各同志速避。10月28日夜，军警围所搜捕，一无所获，仅将房东逮去。房东在审讯时供称：“赁房者为文普通学堂学生欧阳瑞骅，至彼辈所作何事，小人丝毫不知。”当时主持学务的是梁鼎芬，他见此案牵连学校，又无其他主名，恐怕案情扩大，不利于己，不利于张之洞，就在张之洞面前大事化小，建议从轻处置。张之洞也怕事态扩大，影响自己，并未深究，仅将欧阳瑞骅及宋教仁二人开除学籍寝事。至此，科学补习所被迫停止活动，成员星散。

　　科学补习所虽然只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却为后来革命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时人称科学补习所“诚鄂省最初之机关”，“为吾鄂党团之首基”。

　　科学补习所虽已停止活动，其成员却未停止革命行动，年底的时候还发生了王汉赴河南彰德车站谋刺铁良未遂，愤而投井的事件。

　　日知会

　　日知会本是教会的阅览室，怎样变为革命团体的呢？

　　日知会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府街附设的一处阅览室，后迁至候补街高家巷，为前任会长黄吉亭所创办。日知会订购各种报刊及新书，任人阅览，以宣扬新思想。在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手下任书记官的刘静庵，闲时常到这间报刊阅览室中看书读报，因此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相熟。刘静庵，湖北潜江人，自小师从其父学习传统文化，《易》《礼》《诗》《书》《春秋》，程（程颐程颢）、朱（朱熹）、陆（陆九渊）、王（王阳明）之学，无不系统研读。儒学之外，对佛、道、耶等宗教著作也有所涉猎，因此宗教界人士，包括佛门大师、道观长老、教会牧师等多喜与之交游。科学补习所遭破坏时，刘静庵请假出营，曾避入圣公会中。待风声过后，始回营房。一天，军中截获黄兴化名张守正写给刘静庵的一封信，其中隐语颇多，难解其意，于是报告黎元洪。黎元洪怀疑刘静庵与革命党私有往来，却又怕把事情闹大，于己不利，便没有深究，遂让其托病辞职离开军营。刘静庵失去军职后经前科学补习所成员、基督徒曹亚伯介绍再次来到圣公会，胡兰亭将其收留，并安排其与曹亚伯住在一起。当时曹亚伯在湖南与黄兴、张继一块脱险后，也来到湖北武昌借住在圣公会中。刘静庵吃住靠人，内心不安，暗自寻思离去。曹亚伯看透刘静庵心思，便与胡兰亭商议聘请他做日知会的司理（管理人员），将其留下。之后又吸收他加入教会，为他施行洗礼，取教名“保罗”，同时推荐他担任文华书院神学班的国文教习。刘静庵平素缄默寡言，虽然党籍在身，尚不为他人所知。此次有了教会作依靠，不仅衣食无忧，更重要的是获得了重建革命组织的机会与条件。

　　刘静庵在日知会中认真工作，负责整顿会务，添购书报，详订章则。对阅书报者，招待极为周致，有机会时还加以引导启示。他多购新书刊，散布《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革命书籍，以新知识和革命道理灌输于读者。并不时假文华书院演讲时事和世界革命史事，以为暗示。听众中军人、学生尤为感动。数月间，会务有了很大发展，革命志士纷纷来此聚集。原本星散的科学补习所的革命同志知道后，便纷纷聚集到了日知会的旗下。胸怀大志的刘静庵见重组革命团体的时机成熟，便决心以日知会为依托建立新的组织。

　　为此，他与胡兰亭商量： “如今国势岌岌！身为中国人，您也不忍其沉沦衰亡。我有一个冒昧的想法，想借此处谋求革命以救国，您能答应我吗?” 胡兰亭是一位众人尊敬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一向深明大义，闻听此言，回答说：“你的想法固然好，但就怕教会里的那些外国人士通不过。”刘静庵说：“那些外国人我都接触过了，大多是些道德高尚，愿力弘大之人，应当能够本着基督救世的宗旨，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事业。”胡兰亭解除了顾虑，慷慨地说：“国危至此，尚何所顾虑，只愿与君共为其难。”革命同志的期盼，胡会长的支持，使刘静庵的劲头更足了。他加紧组织工作，草拟章程，轻虚文，重实事，仍用“日知会”名义，对外是教会的阅览室，对内为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实质由此改变。在吸收会员方面，他从不讲究严格的形式，而是注重灌输宗旨，使他们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意义而加入进来。每逢星期日，即公开演讲，阐述世界大势，本国危机，以及当今救亡之道。为吸收更多的有志人士，演讲内容往往直奔主题，同时力求通俗。数月后，无论是否革命党人，只要是来听演讲的人，皆倾向于革命，且意志颇为坚定。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干部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刘静庵在会上不仅报告了日知会成立的经过，还演说其成立的意义，他说：

　　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满清那拉氏常言宁将中国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满清亦自认为中国又要再亡了。我汉人四万万同胞被满清压迫愚弄，多有不知的。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不胜急切盼祷之至。日前同志曹亚伯由湘来鄂，与胡兰亭先生及兄弟三人商议扩充日知会。现曹君已往日本从事运动。我们日知会重又成立，一切章程宣言都已备就，应成立干事部。此干事部多军学两界同志，以后一切责任及开导民智救中国危亡，成一新中国，俾黄帝子孙不复为亡国奴，岂惟同志之幸，亦中国四万万同胞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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