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2）(3)
他所提出的挽救之法就是建立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等相继进行激烈演说，讲至深处，冯特民痛哭流涕，听者为之动容。冯特民宣读会章后，大家公推刘静庵为总干事，冯特民、陆费逵、濮以正等为评议，范腾霄、朱子龙、李亚东等为干事。之后，每逢星期日，必有此类演讲，表现出日知会会员们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就这样，在刘静庵的苦心经营下，日知会由圣公会的阅览室发展演变为湖北又一个革命团体。
自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相信革命大业不日便会成功，于是制定“革命方略”，并派遣党员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传播革命思想。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先为时功玖，之后为张昉，又为陈镇藩、但焘。时、张、但三人因各种缘故都没有到湖北开展工作。陈镇藩虽回过湖北，但并未建立分会。湖北麻城人余诚慷慨陈词：“革命应该在内地策动，如今大家都聚在他人国都，终日谈论革命，只图口耳之快，有什么用呢？”总部乃改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回鄂主持分会事务。当时日知会的发展已具规模，日知会的重要成员曹亚伯与范腾霄亦为同盟会员。余诚回到湖北后，便以日知会会员为基本力量，依凭日知会开展活动。余诚与刘静庵相交甚密，帮助整理党务，经理党校东游预备科及江汉公学两校。党人对刘静庵、余诚二人好感日增，凡日知会会员，由余诚主盟，加入者众多。日知会和同盟会的成员多有双重身份，但也有日知会会员未加入同盟会的，如文华书院教师基督徒张纯一就对动员他加入同盟会的人说：“革命在精神，不在形迹。凡真能爱国爱民之事，吾必生死以之，决不退却，以辱同志。若必舍日知会入同盟会，是以人为强制的结合重于血性至诚之契合，甚无取也。”日知会和同盟会均为革命组织，许多活动互相协作，声气息息相通。湖北党务，得余诚、刘静庵和衷共济，其进步益速，气势益振。
日知会有系统的革命宣传活动，起先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举行演讲会，名义上安排会员作读书心得报告或是科学实验，实际上进行革命宣传。后为了安全起见，渐渐停止了这种聚会演讲的公开活动，转而加大传播革命书刊的力度。由吴贡三、殷子衡等在黄冈创办的鸠译书社系日知会的印刷机构。由鸠译书社翻印的革命书籍《猛回头》《警世钟》《孔孟心肝》等和由范腾霄购寄的东京《民报》等革命刊物，通过日知会会员之手散布于军学两界。此外，日知会的活动波及各省，会员文晋介、柳世裕在南京；濮以正在安徽；徐于在奉天开展宣传工作。会员曹亚伯、范腾霄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成为两会间的桥梁，加强了海外同志与湖北党人间的联络。
欢迎孙中山派来联络的法国军官欧几罗大会，是日知会活动的高潮。
1906年，日知会收到法国武官欧几罗从烟台发来的电报：“五月八日到鄂”。先是，孙中山由南洋赴日本，船停于吴淞口。法国武官布加卑奉法国陆军大臣之命前来会见，传达法政府欲赞助中国革命的意向，问及孙中山各省军队的联络情况时，孙称尚无把握。法方乃派天津参谋部的武官七人归孙中山调遣。欧几罗被派赴南昌、武昌进行联络，考察革命实力，由乔义生与吴崑接待。当日，欧几罗果如约抵达湖北，日知会在其所在地圣约瑟学堂操场上开会欢迎，到会党员军人甚多，欧几罗颇为满意。欧几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指出日知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型革命团体，勉励大家好好干。欧几罗发表演讲后，刘静庵亦发表讲话。听众受到感动，纷纷登台，倡言革命，慷慨激昂，兴会淋漓。新军统制张彪、巡警道冯启钧的侦探混在人群中，刺探情报。张之洞闻报，即派某国人尾随法武官行踪。途上与之交谈，伪装成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因彼此都是西方人，欧几罗不加怀疑，内容多为此人探悉。张之洞奏报此事，清廷向法国大使交涉。之后，法国政府发生变更，新内阁将布加卑等撤换回国。
日知会开会欢迎欧几罗
湖北丙午党狱是日知会的一场劫难。
1906年秋，湖南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从日本回国，在萍乡、浏阳、醴陵一带鼓吹革命，策动会党首领龚春台联合各地山堂为洪江会，龚春台被推为首领。当时长江水灾，人心浮动，12月初，萍乡、浏阳、醴陵等处爆发起义，义军数万，以白旗为标志，号“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起义军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布檄文，声讨清廷“十大罪恶”，长江数省震动。萍浏醴之役为地方革命党人自行发动，东京总部事前并未听说，然事已至此，仍派人前往指导。孙中山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三人赴湖北，负责进行。抵达湖北后，发现朱子龙已被张之洞悬赏通缉。先是，张之洞接直隶总督袁世凯电报，称据日本谍告，长江上下游匪首为刘家运，便连同朱子龙等悬赏万金缉拿。胡瑛、梁钟汉为孙中山临时指派，清廷尚未探悉，因此赏格中并无他们的名字。当时，季雨霖任清军督队官，在武昌招募新兵，乘机联络其他营队，准备响应萍浏醴起义。刘静庵也召集日知会同志与胡瑛、朱子龙、梁钟汉等在汉阳伯牙台商议经费困难之事，无赖郭尧阶在座。郭为刘静庵熟人，在日本留学时，也与胡瑛、宋教仁等认识。他佯称六合锑矿公司经理刘小霖愿捐十万元赞助革命，众人深信不疑。不料郭尧阶想得到大笔赏金，偷偷向巡警道冯启钧告密。1907年1月7日晚，巡警诱捕朱子龙于汉口苗家码头一招待所中。当晚，逮捕梁钟汉，其弟耀汉逃到老家汉川系马口，清军跟踪至其家，耀汉再次逃脱。清军要逮捕其妻周氏，士绅以“罪人不孥”（意即治罪止于本人，不累及妻和子女）劝阻，才幸免于难。但梁家所开几间商铺被洗劫一空，连房屋也被烧毁。次日，郭尧阶以刘小霖名义在汉口名利栈宴请胡瑛，将其逮捕。季雨霖、李亚东在军营被捕，吴贡三、殷子衡在家乡被捕，由测海兵轮押送回汉。途中殷子衡羞于被官府杀戮，投江自杀，被船员救起。患病在身的张难先亦在家乡仙桃所任教的学校被捕下狱。1月13日，身在黄陂的刘静庵亦被郭尧阶带人前往逮捕。冯启钧贪功，以刘静庵与刘家运姓偶合，便诬刘静庵为湖南会首刘家运，重刑逼供。张之洞命按察使梁鼎芬暨司道七八人会审，逼迫刘静庵自认为刘家运，并供出同党。尽管刑讯逼供，刘静庵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拒不吐实，反复说“我是革命党，其他一概不知。”梁鼎芬暴怒，大声呵斥，刘静庵也呵斥梁鼎芬。正气凛然，坚贞不屈，被大家称为“铁汉”。
本来清吏罗织大狱已成，行刑在即，胡瑛连绝命词已写好：“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
然而事有转机，后来没有一人被处死刑。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张难先《湖北丙午党狱汇纪》分析，是鄂人李廉方（步青）、彭临九（养光），湘人张学济，蜀人张骏声多方奔走的结果。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安郡公益社同人的营救。安郡公益社是安陆府所属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县旅居省城的军学界人士所组织的以联络感情并共谋地方公益为目的的社团，附设于钟祥学社。社长彭养光，副社长赵鹏飞，社员俱军学界优秀分子，其中不乏革命之士。故该社可视为日知会的外围组织。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等九人入狱，安郡公益社人员多方营救。彭养光持李步青函赴北京，奔走于吴禄贞、程家柽、刘伯刚、邹平陔等处，请他们向肃亲王善耆说项，使一向以开明著称的肃亲王电致张之洞，嘱其对本案和平处理。刘静庵在圣公会，其品学为中西教士所推崇，故黄吉亭、孟良佐两牧师又请求美国圣公会吴德施主教电请美国驻华公使乐克希，向外务部极力营救。于是，竟将日知会轰动一时之大狱，暗中缓和，未杀一人。而且还通过各方运动，使张难先、季雨霖在定谳之前因病保释。后来其余七人有的判了重刑，长期监禁，有的判的比较轻，送回原籍监管。他们在狱中仍坚持斗争。
刘静庵被押五年，斗志不息，与难友组织“铁血团”坚持革命，在囹圄中曾写了一首诗《九月初七日移新监作》：
向前已是凄惨极．那信惨凄更有深!
六月雪霖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
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可惜的是，刘静庵在武昌首义几个月前不幸病死狱中。居正在《辛亥札记》中评价刘静庵说：“静庵沉练有深识，能持大体，识者许其有经世才，为吾鄂人才之冠。其死也，有识者惜之，谓非独吾鄂之不幸也。”
刘静庵画像
朱子龙到敌人法庭上，审讯官问道：“你设日知会运动革命乎？”当即拿出书札一件，作为罪状念给他听，又出示名刺一张，即郭尧阶的名片，问：“你认识此人吗？不要狡辩，快点说出同党，可以从宽处理。”朱子龙不吱一声，敌人便鞭打他。他即使开口，都是且讽且骂，弄得清吏极其难堪。审讯者气急败坏，将他禁锢于室。然后派人送来衣物，殷勤存问。次日，审讯如前。软硬兼施，反复折磨，搞得朱子龙不耐烦，大声喝道：“我有罪就判我，我无罪就放我，干嘛纠缠不休？”清吏将其置于江夏县狱监禁，朱子龙为照料受刑甚重的革命同志，不幸染上重疫。垂危之际，写下了绝命一诗首：“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不久瘐死狱中。李亚东在受审时，梁鼎芬鞭笞其背以逼供，但他抵死不屈。次年五月，移禁汉阳县监，判处有期徒刑。他在狱中变更姓名为皇甫观，字上逸，利用同志探监的机会与外界联络。县令见其往来军人多，产生怀疑，就严令典狱以后不许外人探视。胡瑛被判以无期徒刑后，在狱中使用手腕，拉拢禁卒，笼络囚徒，使他们尽在其掌握中，就像僮仆一样供他差遣，所以见客谈话极其方便自由，许多党人前往探视，他乘机过问狱外党务。故以后每一机关之组织，胡瑛均参与密谋。更有一段佳话，说胡瑛被典狱官谈某的女儿看中，典狱官竟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丙午之狱”后，日知会组织虽然瓦解，其成员如辜天保、冯特民、梁耀汉等皆散布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日知会瓦解前后，湖北各地还有一些性质相同的革命小团体组织起来开展活动。除了前述安郡公益社，设在武昌的还有梁钟汉、梁耀汉等的群学社、熊十力等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吴贡三等的中华铁血军、邓汉鼎等的神州学社、查光佛等的蕲春学社、张聘安等的集贤学社、陈佐黄的辅仁会、陈国桢等的忠汉团、高尚志等的自治团、蔡济民等的将校研究团和军队同盟、黄申芗的种族研究会、胡祖舜等的兰友社、胡玉珍等的益智社、孙毅等的竞存社、杜邦俊等的义谱社、谢石钦等的德育会、董天人等的武徳自治社、席正铭等的黄汉光复会、李春萱等的数学研究会、向海潜等的群英会、谢超武等的柳营诗社等。这些带有革命色彩的小团体在革命形势发展过程中，或加入文学社及其前身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或参加共进会，成为武昌起义的基本力量。
湖北革命党人在“丙午之狱”中得到了锻炼，此后立会结社之风不绝，革命组织得到了更大发展，皆赖之前日知会卓有成效的活动。1938年，日知会丙午党狱同人张难先等敬立的武昌日知会纪念碑碑文中，写有“故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的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