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14）(5)
10月14日，蒋翊武返回武昌，众人请蒋任军务部副部长，蒋意在协助汉口军政分府，故只任湖北军政府顾问。刘公在起义后才赶到武昌，未能任都督一职，便先后在谋略处、总监察处任职。其如夫人刘一任总监察处收发员，是各部中唯一的女性职员。
黎元洪自到咨议局后两天未吃饭，也不与人交谈。
前清巡警道冯启钧的外孙、武汉大学教授胡佑伦曾口述了冯启钧与黎元洪的谈话，这次谈话对黎元洪转变多少起了一些作用。兹将胡佑伦口述内容简介于下。
冯启钧被瑞澂撤职后，一直赋闲在家，1911年夏，回老家奔丧，10月返回武昌时，已是首义爆发的第三天。起义士兵认出了他，把他抓起来，吴兆麟与他见了面，劝他归顺革命，跟革命党合作，安定武汉局势，他答应愿意联系旧部协助维护本地治安。吴兆麟又说黎元洪这几天还在闹情绪，没想通，您与黎元洪是故交，能否去劝劝黎元洪。冯启钧考虑了一会儿，答应劝说黎元洪。
第二天一早，吴兆麟亲自领冯启钧去见黎元洪。黎元洪见冯启钧来看他，顾不得吴兆麟在场，把憋在心里好久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不仅抱怨说，三天前被人用枪从手下的家中硬拖出来，强行架到这里，坐上大都督的虚位，“哪里是做大都督，简直是把我往死路上逼”。还说革命党人逼他在拟好的公告上签字，所有文告都是以“黎大都督”的名义对外发布，完全未经他本人同意。令他最气恼的是，竟然有谣言说他是被从床底下拖出来坐上大都督位子的。
冯启钧见黎元洪越说越气，故意用话激他：难道黎大人还想继续效忠朝廷不成？黎元洪的情绪反而和缓了许多。他说，并非自己懦弱不敢担当，这次起事的主要是二十一协的军士们，若是他们惨遭镇压，他这个协统也难辞其咎。不过，若是依了革命党，那也等于把自己“逼上梁山”，所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自己并非碍于那个儿皇帝和摄政王的权势，只是怕一旦朝廷起用了袁世凯，凭着武昌新军现有的实力，恐怕难以抵挡北洋军的全线压境。
冯启钧对黎元洪和吴兆麟分析说，袁世凯这样绝顶聪明的人，此时也不会贸然答应朝廷出山。若一举剿灭了武昌革命势力，到头来会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吴兆麟赞同冯启钧的精辟分析，他对黎元洪说：湖北新军未来的命运就掌握在我等手中，黎公应以天下黎民为 重，担当大任才是。黎元洪不禁点头认同。见黎元洪态度转变，冯启钧自然高兴，于是将前夕想了一夜的事与他们相告。冯启钧说，通过观察，他感觉革命军阵营里虽有不少人已参与首义，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是革命党，顶多是革命的同情者。真正的革命党人数并不过半。如此一来，他们中间有些人在首义之后现出乌合之态，也在所难免。目前形势紧迫，但可利用瑞澂扔下的悬念，设一连环计。可以对外放言说，瑞澂已携带革命党名册密电清廷，等朝廷援军一到，定将对武昌起义者格杀勿论。原先不在名单上的可疑分子，也被官府视作万难抵赖的乱党，将一律格杀，免留后患。他说，此言一旦散布出去，大家都会觉得反正也没活路了，不如决意倒向革命，作背水一战，方有生路；否则即使不参加革命，也会落得杀无赦的下场。首义新军及武汉三镇百姓，如获知这样的结果，就会以强烈的求生欲望奋死抵抗。此时再将张文襄公之大清气数已尽的临终遗言大肆宣扬，军民更会将自家性命与军政府捆绑一起，生死与共。只要民心倒向军政府这一边，无疑会增加军政府与朝廷抗争与周旋的时间。军政府一旦掌握了时间主动权，一直熬到数省独立，形成割据局面，朝廷就再难扭转局势，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
黎元洪终于开口说：我黎元洪本不想跟那张振武打交道，既然你冯大人这么急，我就派人去通知他，说你有要事相告。黎元洪愿意联系张振武，使冯启钧的办法得到实施，说明他已经愿意为革命效力了。
张振武与冯启钧见面后，一番密谈达成了交易，张振武答应护送冯启钧出城，保全其家人和汉口财产的安全 ；冯启钧则承诺凭借多年在警界效力的余威，予以倾力相助。随后他们在法租界将冯启钧的旧部关系进行了交接。
以上胡佑伦口述可能掺杂了事后的分析与看法，但冯启钧见过黎元洪应该是可信的。
黎元洪后来又经蔡济民、甘绩熙、陈磊等连日劝说，思想更活动了。蔡济民等又去劝说，并敦请其剪辫，黎元洪说：“我以前曾在军营里通告，士兵可以随意留辫或剪辫。你们叫理发匠把我的辫子剃掉就是。”见黎元洪愿意剪去发辫，革命党人继续劝说黎元洪：“众同志流血牺牲，才促成此次起义功成。你于革命无半寸之功，却唾手得都督衔，可说是美事。倘若革命成功，你便是中国的华盛顿；万一革命不成功，你也算得上是中国的拿破仑。希望你三思而行，早下决心。”黎元洪仍显犹疑。又有同志说：“现在已是民国，你要么为民国效劳，要么为满清殉节，二者必居其一！何难决乎？”黎元洪低头思索，如今汉川等地党人相继起事推翻满清政权，武汉外围得以部分巩固，湖北如此坚持下去，势必波及各省，如此看来，革命似有一搏。想到此处，黎元洪回答道：“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汤化龙、胡瑞霖等立宪派人士眼见由革命党人主持的谋略处控制了军政府权力，而都督黎元洪如同傀儡，于是开始制造舆论，以“昭示光复大义”为名，积极策划一次隆重的祭天大典。
张彪在汉口大智门得河南援兵，气势汹汹。民军方面都主张出兵打击。召军政府参谋长张景良（原清军第二十九标标统）入都督府授以作战方略时，张景良听说清廷大军压境，一时失态，抱着黎元洪的头痛哭，像要劫持黎元洪而图谋不轨，又似要与黎元洪同归于尽。在座居正、蔡济民厉声喝止，还不罢手，邝汉卿用力制止，大家拥上去，才把他制服。李翊东主张以军法从事，其老部下蔡济民、高尚志不忍，在旁劝阻，便暂将其拘于一营房内。张景良畏怯革命，神经错乱而下狱，导致人心动摇。居正也认为立宪派的祭天提议有理，因为黎元洪初任都督时，未下决心，将校们进谒时对他都不甚礼貌。居正考虑到主帅徒拥虚名，无以整肃三军，遂与谋略处商议，命庶务在阅马厂筑一高台，请都督誓师，起震慑之效。谋略处听从其言，一面报告黎元洪，一面下令各军齐集阅马厂，等候都督祭天誓师后阅兵。
关于黎元洪祭天誓师大会的时间，各种记载不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作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但该书又附记了其他史料上的不同说法：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作八月二十六日，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同章裕昆的《文学社运动纪实》（笔者按：应为《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作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查光佛撰《蔡济民事略》作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笔者查阅部分资料，说法也不一致。李西屏的《武昌首义纪事》、张知本的《刘公、黎元洪》和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均作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李春萱的《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作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有关著作也因采信不同史料，时间也不一样，冯天瑜、张笃勤的《辛亥首义史》和萧致治的《黎元洪新传》作10月17日（八月二十六日）、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作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王兴科、何广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八册采信逸民（黄中垲）《辛壬闻见录》和《武昌革命真史》，作10月17日。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10月15日、16日、17日）三个日期，哪一个是正确的？笔者查阅了1911年10月18日的《中华民国公报》，上面有一篇短文《天心已顺之现象》，全文如下：
黎都督于二十五日午刻以牛一羊一豕一，登坛致祭于天神地祇，为恢复汉家山川社稷庆祝。又演说鄂军进行之方针，剪发易服以与列强图大业。汤君化龙同拍掌称赞。坛下军民欢声如雷。自义师起以至今日，天气晴和，夜则月朗风清，尤可见天心之顺也。天与不取，更待何时耶？武汉为九省通衢，为海内外通商之中心点，宏我汉京，岂复有胜于此地者耶？得天时因地利，十八行省之讲共和者可约期大会于武汉矣。
《中华民国公报》所载黎元洪祭天的报道
该报这一天还刊载了《黎都督祭告天地文》和《黎都督誓师词》。《辛亥首义史》第341页上有两张《时报》有关内容的照片，说明文字分别为“《时报》1911年10月15日载黎元洪誓词”“《时报》1911年10月15日载军政府祭天文”，显然与该著作将湖北军政府筑坛祭天誓师的时间确定为10月17日是矛盾的。其实，《黎元洪誓师词》和《照录革命军政府筑坛祭天文》（实为《祭黄帝文》）刊载于1911年10月22日的《时报》。同日《民立报》亦刊载了《祭黄帝文》，同样题为《军政府祭天坛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合编的《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收录了《民立报》所载《黎都督祭天文》《黎都督祭黄帝文》《黎都督誓师词》和《黎都督祭天地礼单》，可能是根据《祭天文》中的时间“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月下浣之四日”和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的记载推断的。然而同一天宣读的《祭黄帝文》则是将具体的日期空着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秋八月（干支）朔，越二十有□日<干支>”。这说明《祭天文》中的“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月下浣之四日”是头一天起草时所留下的痕迹。
综上所述，黎元洪祭天就是在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可靠性要胜于那些事后的回忆录。
那天中午，阅马厂设一帅台，军队林立，士气振作。黎元洪身着军服，由文武官员簇拥出府，乘马到达台下，各军举枪致敬，黎元洪始觉革命军军威严整。台中设黄帝神主，旗剑分列，黎元洪登台祭告如仪。《中华民国公报》当天还刊登了祭天仪式的《礼单》：“筑坛。坛前设燎火，坛上设香案，陈玄酒，太牢用小黄牛，赞礼官立坛上香案左，读祝官立坛上香案右，全军站队，军乐队奏军乐首章，都督率各上级将校升坛，南面，都督中立，将校旁立。都督就香案位，亲上香，献牲酌酒，都督就位，跪，将校同跪，全军立正举枪，都督及将校俯伏，祝官兴。都督及将校免冠行四叩礼。读祝官跪香案右读祝文，读毕，祝官授爵于都督奠酒，都督率将校整冠，兴”。祭毕，公推谭人凤当众授黎元洪旗剑。黎元洪慷慨誓师，欢声雷动，全军举枪，齐声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让居正登台演说，居正大讲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及创立民国之意义，听众倍受鼓舞。见此激昂场面，黎元洪也极其兴奋，开始下决心附从革命。之后下台依次巡视阅兵。自此之后，黎元洪对革命的态度开始转为积极。武汉军民受此次祭天仪式感召，决心团结一致，保卫武汉。
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中，不少人对拥戴黎元洪为都督是有微词的。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纪》中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以十九夕言，吴兆麟以中级军官，蔡济民以下级军官，冒险指挥军事，二人皆最为众所称许。及事定，公举都督，反不相推，而属意于局外人之议长汤化龙与协统黎元洪，岂非以其资历名望，足以消反侧而号召各省响应哉。故元洪任都督，实为当日时势最适当之人选，虽其后委省政于官僚与投机分子，以至摧残同志，附袁世凯以自重，重违拥戴初意。然此为国民社会不健全之所演变，不必以责元洪，更不得为首义同志病也。”
英国心理学家、作家和哲学家埃德温·J·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1881～1972），在武昌起义时，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特派员，从事战地采访。他是第一个在辛亥革命爆发初期，到武昌采访到新任都督黎元洪的西方记者。1912年4月，他出版了记录其见闻的著作《中国革命记：1911—1912》。丁格尔在书中是这样记叙黎元洪被迫当上都督的：
长期策划正在酝酿之中的革命提前爆发了。黎元洪被选为领导人，现在正站着向那些强迫他就职的人谢罪。他说他不希望获得这份荣誉——当然他不。谁知道在武昌的小规模的武装起义能震动包括18个省的整个中国呢？黎认为不值得冒险。他会被立即处死，因为中国的新军会把违反军事纪律的人的头颅砍下。他辩解说，他无力担当如此重任。或许可选另外一个更有能力和实践经验的人作领袖。架在他脖子上的剑更加沉重了。好像再过一分钟，他的头颅就要滚落到地板上了。但他又被给了一个（考虑的）机会。一个人以强硬的口气告诉他，他必须同意担任革命的领导人，否则将立即被砍头。但协统仍坚决拒绝。在砍头的命令最终下达之前，黎又一次被给了一个考虑的机会。他同意了。短剑抬起，此时，中国起义的序幕拉开了。自从那个使他站在死亡边缘的不幸之夜晚之后，黎元洪的行为表明了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选择他是明智的。因为他为了使中国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比以往的任何人都勤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