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15）(2)
为了宣示军政府之宗旨，阐明应时之学理，传达各地之消息，牟鸿勋约集同志创办了《中华民国公报》。社址设武昌大朝街68号原官书局。1911年10月16日在武昌出版第一号。起初暂为军政府参谋部附设机关，后改为军务部机关报。牟鸿勋、张越、蔡良村、胡捷先后主编，任素(岱青)、张祝南(肖鹄)、刘复(菊坡)、韩玉辰、朱峙三、蔡寄鸥、邢伯谦等参与编撰。其出版简章称“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分设政论(社论、时评)、新闻、副刊三大部分，“专以说明现今世界大事，陈述精密学理，暨凡关系军策、治安、民情、敌势，除本军政府秘密要政外，皆得登载”。
《中华民国公报》
与此同时，军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建地方政权。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即着手重建地方政权，晓谕各府县，宣布将地方行政体制改为共和政体。要求各地方旧治官吏，一律承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留用者听其离开。如该官吏为民间倚重者，则颁给民国新印，即留原任。各地方警察、团练须限日回复是否愿意投效民国，如有勾结满清、违误新政，或阻挠要挟投诚官吏者，一旦革命军至，必以军法惩办。
同时，通令裁撤前清冗员，废除清代府、州、县、厅的地方行政序列，除首府外一律改称为县，并改定地方名称，如，黄州府仍改称黄冈县，兴国州改称兴国县，沔阳州改称沔阳县，夏口厅改称夏口县，安陆府仍改钟祥县，蕲州改称蕲春县，均州改称均县，荆门州改称荆门县，鹤峰厅改称鹤峰县，随州改称随县，荆州府改称江陵县，宜昌府改称宜昌县，汉阳府改称汉阳县，归州改称秭归县，施南府仍称恩施县，德安府仍称安陆县，襄阳府仍称襄阳县，郧阳府仍称郧阳县。首府武昌则废江夏县，存武昌府。军政府颁布的《地方官职令草案》规定，各县设知事一名，下设总务、内务、税务、警务各科。
地方官吏除少数为旧吏留用外，大多通过军政府重新派员、地方举荐、或通过考试担任，有些地方则由出狱党人担任。如，武昌府原知府赵毓楠（字楚江），往军政府亲缴印绶，黎元洪札委其仍旧担任武昌知府，他尽心尽职，热心办事，出示安民：“布告居民铺户，勿得稍事惊惶。已奉军政府命，着即开市照常。本府职任民守，特此晓谕地方。”前夏口厅同知王国铎在革命军光复汉口时本已藏匿，由于夏口商务事繁任重，黎元洪仍札委其主持厅事。汉阳知府则一度由走出清朝囹圄的李亚东担任。
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军政府还效古代黄金台故事，在都督府前两等模范小学校处设立招纳贤士处（又称招待所），以高振霄、袁国纪等专任其事，负责接待工作，招揽各种人才。10月15日那天，江夏叶姓等五人前来应招。招待员引见黎元洪，黎元洪当时正在午膳，听说叶君等来了，立即放下筷子，出来相见，谈话间笑容可掬，备致谦恭。旁观者莫不称赞“黎都督礼贤下士，与古人吐哺握发无异”。于是，延致有学问者及东西洋留学生，如张自白、潘祖裕、黄应龙、肖韵涛、陈锡仁等二百余人，都是那是来投效的。后因来应招的人太多，改招待所为集贤馆，迁到武昌甲栈内办公。
二、废除苛捐杂税。
在经济政策方面，10月15日，军政府发出豁免恶税的布告，宣布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本年下半年的地丁赋税和漕粮以及本年以前积欠地丁漕粮，概行蠲免；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军政府颁布的《钱漕暂行条例》，规定永远革除从前征税环节中的各种陋规，包括里书、保户、包户、粮差、裁券、下乡、包征、包解等名目。这些减免苛捐杂税的措施减轻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有着动员民众投入革命的进步意义。
三、保护文化教育事业和发展实业，保障民生。
军政府注意保护文化教育事业，不使遭受破坏。在扩军数额每天增加的情况下，营房不足，有人建议将已经停学的大小各学堂暂作驻扎操演之地，黎元洪不同意，认为大局一定，即当振兴教育，恢复教学，营房不足，可以暂时借用寺观，大小学堂仍须一律保存，以免战争时期学校常被破坏的情况出现。但实际上，“起义之后，省垣学校、公署概为军队驻扎，一切图书及前清各衙门公牍，莫不任意毁坏，狼藉满目”， 如，存古学堂的藏书楼所藏书籍都是当日经心书院、两湖学堂移来以备学生稽考的珍贵典籍，被人发现这些图书拉杂狼藉，零星四散。闻报后军政府内务司一面出示晓谕，图书、仪器、标本等，“无论何项人等，均应一律保存，勿得肆行损坏”，“倘敢故违命令，立即拘拿重惩”；一面由总务科派员经理图书馆，照料各学堂图书仪器，同时派员调查重要机关的档案卷宗，加封保存。著名学者杨守敬在起义后离开湖北到上海，家中重要书籍皆未及携出。黎元洪根据日本人寺西秀武的呈请，在杨守敬住宅门首张贴保护其书籍的告示，并加封条于室内。其告示云：“照得文明各国，凡于本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有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有以上这些措施，湖北文献虽不免间有散佚、损失，但还不至于像法国大革命后图籍、档案破坏严重的现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