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连载15）(3)
在起义之初，军务倥偬，革命党人顾不上考虑发展实业方面的问题。直到1911年11月30日，才由内务部发布了保存实业的告示，明确提出了保存前清劝业道所管省城内外各种实业、房宇、田产、器具，以便“谋将来实业之发达，筹民生主义之进行”。在此之前，已于11月24日设立农工保存处机关于南湖桑苗园内，采取措施，保证了包括汉冶萍公司在内的农、林、工、商、矿及一切实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些法令措施，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是其挣脱封建制度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一大措施。
在保障民生方面，起义以后，军事紧急，市面商务停滞，各路米粮、食盐、煤炭停运，导致食盐匮乏，米价陡涨，煤炭不敷供应，商民恐慌的局面，军政府一面电请省内外各处调运食盐、粮食、煤炭到汉，招徕行商来汉贸易，一面派军队疏通运输渠道，保护行商权益。军政府为接济民食起见，特与各粮商商定，将杨家河河下船上储存之米三十余万石，一律留作省城军民之用，使军民免去绝粮之苦，受到欢迎。采取这些措施后，运输食盐、粮食和煤炭的船只在武汉各码头麇集，行商络绎于途，商业渐盛，外省及各属商民纷纷组织商会，四川、湖南等省的旅鄂商会及汉阳各属商会，均在当时成立。
四、稳定社会秩序。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军政府在发布安民告示的同时，还刊印通俗白话传单，派人向三镇民众散发，顺便演说，略谓：“革命军起，系为推倒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家，图享我同胞国民之完全幸福为目的。除满奴汉奸外，特申军令：与民秋毫无犯。凡尔商民务各照常开市，安居乐业，勿稍惶乱”。于是人心大定，鸡犬不惊。义声所播，远近称颂不绝。
当时革命党人的原则是不要伤害洋人，也不要危害老百姓。军政府按照这个意思发布了一个关于刑赏令的告示。这份告示有几个版本，1911年10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武昌）刊载的告示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
本督为民请命，不犯秋毫，凡我军民人等，皆宜谨守秩序勿违。
（一）不听军令者斩（一）泄露军机者斩（一）藏匿满人者斩（一）为敌侦探者斩（一）邀约罢市者斩（一）买卖不公者斩（一）奸掳烧杀者斩
（一）捉获敌首者赏（一）乐输粮饷者赏（一）接济军火者赏（一）保护外人者赏（一）维持商务者赏（一）报告敌情者赏（一）守卫租界者赏（一）确守军纪者赏
有了这样的告示，加上革命军四处劝导，因战争关闭的商铺陆续恢复营业，而且买卖比从前公平。
军政府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平抑物价。面对严峻的挤兑风潮，军政府通令官钱票照面值继续流通，不得拒用，同时设立军人汇兑处与商民兑换所，保证持票人的利益。在限令每人每日汇兑额，以保证武汉市面每日可兑换五万元的同时，将以前积存的废铜改铸成硬通货，解决了新旧政权交替时固有的挤兑问题，维护了军政府的声誉。
在湖北巡警道王履康随瑞澂逃走，警务公所被占领，各所警察或被杀、或投诚、或逃走的“警察真空”时期，武昌和汉口、汉阳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为维持秩序，站岗值守均以军队充之。而起义军人忙于清剿残敌和对付南下清军的镇压，无暇维持好城内的秩序。为镇慑破坏社会秩序的宵小，维持地方公安，减轻军队负担，原高等巡警学堂的高元藩等人主动到军政府请缨，组织临时警察，黎元洪“极意嘉纳，命速期兴办”。于是，高元藩被委任为总理湖北全省警务，汪秉乾为协理，杨澧为总务。他们于1911年10月14日用1000元开办费在原警务公所挂起了“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的牌子，按照事先草拟的《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拟行章程》开始办公。他们除了联络原巡警学堂的同学参与警政外，又张榜招警，招收东西洋留学警察及省垣高等警察、或速成警察毕业各生，得五百余人。虽然规定临时警察“均系纯粹义务，除每日口食外，概不给薪”，而报名从警人员十分踊跃。筹办处内部设科分职，外部则将武昌省城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区，便于管辖。汉口方面由军政分府动员商会组织商团，协助军队维持秩序。由于革命军警协力维护治安，很快地，“武昌秩序已恢复如旧，军威大震”，汉口“市廛安堵，商民大悦”。
黎元洪亦很关注社会秩序的恢复，除了颁布一些禁止盗抢的示谕外，还亲自处理违法案件。他听说下新河农务学堂被捣抢，大为震怒，当即派精兵数人，四处搜索，在中和门外拿获抢匪二名，由司法科讯得确供，推出斩首，以儆效尤。对于因饥寒所迫，偶尔盗窃者，黎元洪亲自审问知情后，只稍加薄惩，插耳游营示众而已，并劝导改过自新。可谓言出法随，宽严相济，宵小震慑，偷盗敛迹。
五、进行司法改革。
军政府在废除清代野蛮落后的司法制度的同时，效仿西方行政、司法分治和司法独立的原则，建立了一套独立于行政的司法体系。民刑诉讼的审理不再由行政长官主持，以避免以权代法的弊端。开始时在政事部下设司法局，分设总务、民刑、典狱三科，以有法律知识的投效者为职员。后改为司法部，并奉鄂军政府之训令，在清政府“审判机关，已成废院，民国之完全组织，尚待他时”的情况下，不忍民众呼告无门，先行设立临时上诉审判所及临时江夏审判所，受理民刑案件，为人民生命财产排除急迫危害，保障固有权利，作为现时之救济方法。而且以江夏临时审判所提前办理，以为各属之先导。其余府厅州县，亦逐次筹办。
六、改良社会风尚。
反对满洲“辫发胡服”，曾是革命派动员民众投入反清革命的重要武器。湖北军政府成立伊始，仍然揭橥此口号，并随即发布禁止蓄辫文。1911年11月上旬，又由都督府传谕军、警、政三界人士，一律除去发辫，否则革除。有几天还特设检查哨于各城门，蓄辫者不得出入。对平民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故一般商民仍多观望，直至1912年元月3日始严令警士干涉，勒令剪去。不到三天，武汉之头颅一新，各属民众也纷纷剪辫，“遂以不令而行矣”。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这首义之区里，虽然不能说辫子已经肃清，但像绅士宓昌墀那样不肯剪辫，挽高髻于头顶，自号“魋结老道”的人确实很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