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武昌造币局

　　以前武汉地区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市场流通的货币主要为制钱与银两。制钱是由官府鼓铸的圆形、中有方孔的铜钱。制钱的单位为文，每1000文为1串，。依官府规定，钱1串可换银1两，但在市场流通中，制钱与银两的比价经常发生变动。银两是一种古老的称量货币，自汉代到清代，政府收支与民间大宗贸易都用银两。清代武汉地区流通的银两分为元宝、中锭和小锞3种，其中元宝每个重约50两，中锭每个约10两，小锞每个重3至5两。制钱携带不便，交割盘点费事，银两种类复杂，成色不一，不同银两的换算繁琐，都给流通带来一定困难，尤其不能满足对外开放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为此，1893年湖北当局援引广东成案，奏准在武昌三佛阁街设立湖北银元局，仿照外国铸造银元。银元因由政府统一铸造，同一造币厂所铸同一批次银元，成色、重量与面值一律，免去了以前银两流通必须经过公估局批估，不同地方不同成色的银两结算需要换算的麻烦，大大便利了异地大宗贸易的进行。湖北银元局所铸银元在晚清各省所铸银元中，成色较准，流通较广，因而得到清政府的肯定推广。据说，由湖北银元局铸造的这种银元，成为当今文物市场上的珍品，每枚可卖2-3万元。1902年9月，湖北当局在原铜钱局的基础上建立铜币局，铸造铜元。铜元是中间无孔、外形与银元类似的一种新型货币，面值单位文。湖北铜币局所铸铜币分当二十文、当十文、当五文、当二文、当一文5种，先铸100万枚试销，受到市面欢迎，后每天出30万枚仍供不应求，次年日产达100万枚，1905年日产最多时达到400万枚。据统计，铜元局共盈利估平银829.7万多两。湖北铜币局机器在清末为全国之冠，1905年全国有铜币局15家，机器864部，其中湖北铜币局一家就有机器150部。1910年，湖北银元局合并湖北铜元局，改称武昌造币局，厂址仍在武昌三佛阁街，占地面积达到2742平方丈，职工最多时达1200人。

　　除上述大型企业外，武汉地区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新式制造业，规模与影响较大的还有——

　　建在武昌的白沙洲造纸厂、南湖制革厂、下新河湖北毡呢厂、兰陵街湖北模范工厂，

　　建在汉阳赫山的湖北针钉厂、湖北官砖厂，

　　建在汉口的机器焙茶厂、谌家矶造纸厂、桥口贫民大工厂，等等。

　　根据相关研究估计，清末武汉地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新式制造业约20多家。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费无量数之苦心，经无量数之痛苦，铢积寸累”[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2页。]，湖北终于以一隅之地，耸中外之视听，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新中心。张之洞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 《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在鄂行政”。]

　　三、官办工业的特点

　　晚清湖北的官办与官商合办机器工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发展速度快

　　尽管武汉民族制造业兴起于19世纪90年代以后，比东南沿海地区晚了30多年，甚至落后于同为内陆城市的兰州、重庆、南昌等地，可它一旦起步，便以矫健的步伐很快跻身中国制造业的先进行列。到1907年9月张之洞离任晋京时，武汉已经与上海、天津并列为中国三大制造业中心，在冶金、军工方面超过上海、天津而独占鳌头。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上，上海、天津制造业取得上述地位经历了四五十年的漫长过程，武汉赶超上海、天津仅用了十六七年，所花时间只大约相当于沪、津的三分之一，充分显现了后来居上的态势。

　　二是企业规模大

　　如汉阳铁厂有10个分厂，工人3000多人，是当时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再如湖北枪炮厂，有造枪厂、枪弹厂、铸炮厂、炮弹厂、钢药厂等，有工人1200人。该厂在规模上，当时只有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设备与技术上则傲居全国第一。晚清武汉纱锭数占全国华商纱锭总数的26%，以单个城市论，武汉纺织企业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在全国第二或第三位，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

　　三是投资额度高

　　由于张之洞在创办企业上求大求全，摊子铺得大，技术要求高，投资额自然也高。如汉阳铁厂从1890年兴工到1896年改归商办，先后投入白银580多万两。湖北布纱丝麻四局从开办到1902年招商承租，共投资300多万两白银。至于大型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因其产品由清政府调拨，完全没有市场回报，所有开支全部由政府投入，从动工兴建到1897年止，在不到6年里已经耗用库平银210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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