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9）(3)
四是技术设备先进
如汉阳铁厂，所有机器设备均购自英国，建成投产计有大型克利夫兰式炼铁高炉及配套设备，一副全套酸性转炉设备和一套碱性平炉设备，聘用外国专家60多人，该厂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不仅在全国首屈一指，与钢铁工业发达的欧洲相比也属先进行列。再譬如像湖北枪炮厂从德国订购的机器设备，按照张之洞枪炮式样求精求新、原料配件皆能自制的原则，在筹建过程中多次要求厂商更新机器式样，增添配套设备，以便生产当时最新式的武器。湖北枪炮厂19世纪90年代生产的 “汉阳造”，采用德国克虏伯生产步枪1888年制式，是晚清中国性能最好的步枪，一直到民国年间仍然是中国陆军的主要武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连响快炮，6厘米口径者每分钟可发射30枚炮弹，9厘米口径者每分钟可发射20多枚炮弹。湖北枪炮厂的军工技术设备是清末民初中国较为先进的。
五是自成体系
张之洞办工业，有“自相挹注”即自成完整系统的设计，武汉的制造业既有军工企业，也有民用品企业，既有重工业，也有轻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基本形成产业链。如汉阳铁厂既为卢汉铁路生产钢轨，又为湖北枪炮厂提供钢铁原料，同时又直接带动了湖北铁矿与煤矿的开采。再如以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带动植棉、种麻、采桑、养蚕的发展，又用纱布丝麻四局的盈利补贴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的亏空。这种“自相挹注”的设计，形成相互支持的工业体系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蔚为壮观，但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此种设计带有强烈的官府气和主观色彩，结果是导致整个体系的呆滞，重工业、军工企业拖跨轻纺工业。
六是体制陈旧，经济效益差。
湖北官办企业创建之际，声势颇为盛大，技术设备又很先进，照理应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然而，数年以后，这些企业便相继陷入不可解脱的困境，除铜元局等个别企业盈利外，其它企业总体上都是亏损的。如汉阳铁厂，从筹办到1895年8月止，先后共投资白银5 829 629两，因产品质量不高，生产成本太重，以至“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 《时务日报》，1898年6月11、12日。]。所炼之西门马丁钢，“制枪炮则尚非极致”[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7。]；“制铁轨，亦不如洋厂精熟可靠”[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4。]。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责备张之洞“湖北枪炮、炼铁各局经营数载，糜帑之多，未见明效”[ 《光绪朝东华续录》卷128，第11页。]。在“每月徒有工费，而无出货”，“以后用款无从罗掘；以前欠债无从筹还”的窘境之下，只好于1896年4月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接手。湖北织布局开机之初，曾有一番兴盛景象，“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岁少十余万匹，挽回利权不少”[ 《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0页。]。但不久，便衰败下去，1897年，织布局年产量为40 876匹，不及1895年98 745匹的二分之一，1899年，下降到14 866匹，1900年，更降至4 731匹，整个企业，基本上处于半停产状态，在1902年改归商办；白沙洲造纸厂因“内容未臻完善，办理又不得其人，开办后亏折不堪”[ 《时报》，1915年1月19日。]；湖北针钉厂开工两年多，连换两任总办，生产仍每况愈下，1911年竟亏折十万元，到了“势非停办不可”的地步[ 《支那省别全志》，第748～749页。]。至于像湖北枪炮厂，所产武器弹药由政府调拨，根本无利润可言，到1908年共积欠华、洋商家物料费82470两，钢药厂欠银36130两，又借洋债1000万银元，成为湖北沉重的经济负担。
晚清湖北官办与官商合办制造业的特点，造因于时代条件。
武汉民族制造业与武汉整个现代化一样，比东部沿海地区晚了30多年，这既与武汉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更与当时中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密不可分。从外国商人投资来看，汉口作为内陆城市，区位比不上第一批开埠的沿海城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优越，他们来到汉口，只是把这里当作推销洋货、收购中国农副产品的转运站，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的投资主要是设立从事商业贸易的洋行以及为商业贸易配套服务的码头、仓储、器械维修、农副产品加工等企业，对那些投资大、技术设备要求高的制造业极少涉足。
从清政府来说，19世纪90年代以前，外国侵略的威胁尚在中国的边疆地带，故其防御重点在东部海防与西部塞防之间摆动，由洋务派早期创办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在东部沿海地区。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以前，武汉及整个湖北省除兴办了不多的轮船航运与邮电通讯外，没有一家像样的现代制造业。
进入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被迫割地赔款之外，又给予外国人在内地通商口岸购地设厂的权利。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不但在形式上由原来商品倾销为主转向了资本输出为主，区域上也由沿海深入到了内地。为了抵御外侮，挽回利权，一些开明官僚与爱国士绅呼吁在内地投资办厂，修筑铁路，发展轮船运输业，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得到清政府认同和鼓励。地处华中腹心，通江达海，扼南北道路咽喉的武汉，便成为内地现代化建设的首选之地。清政府把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直接的原因是让他主持修筑卢汉铁路，深层的用意则是希望他把武汉建成内陆富强基地，一来可以抵御外国政治经济侵略，二来可制衡李鸿章淮系集团，防止其尾大不掉。
其次，武汉民族制造业尤其是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发展快、规模大、技术新、投资多等特点，更是当时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加快，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工业生产集中化趋势增强的结果。因为企业规模大，有利于采用大型、高效、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有利于采用先进工艺流程，有利于企业内部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有利于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取得规模效益。武汉制造业起步较晚，一方面，国内现代化的进展使其能够处在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当中，另一方面，西方工业设备技术的不断进步，也使从国外引进设备技术的武汉制造业，起点就比国内其它城市更高，这些所谓后发展优势，形成武汉制造业后来居上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