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武汉民族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还与主持人张之洞的思想作风和事业追求有着直接关系。

　　1884年7月至1889年8月，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期间在广州度过了5年时光，中间还经次历了中法战争，这对张之洞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广州地处中国南方沿海，第一鸦片战争以前曾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后又是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口岸之一，在中国堪称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最久最多的城市。张之洞在这里主政期间，不仅耳闻目睹、亲自处理了大量与西方国家有关的事务，而且坐镇指挥了抗法战争，亲身体验了中西国家之间的差距，由此形成了他工业兴国的思想。他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

　　张之洞之所以要建炼铁厂，就是因为他感到，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民间用品，都离不开铁，中国因为没有新型炼铁厂，洋铁于是乘机而入，这既有碍民生，更不利于国防，中国必须自行设厂，购置西洋机器，用洋法精炼高质量的钢铁，才能抵制洋铁进口，益于国计民生。

　　张之洞建立枪炮厂，是因为他看到自中法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战场屡屡失败，不是将帅不力，兵勇不多，而在于武器装备不如人，要巩固国防，抵御侵略，必须仿造西洋新式武器。

　　至于他创办纺织工业，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抵制洋布洋纱的进口，缩小外贸逆差，“挽利权，塞漏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其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

　　张之洞的上述思想，在广州时已经开始实施，先后扩充了广州机器局，创办了广州枪弹厂，并分别向德国、英国订购了先进的枪炮弹药制造设备、钢铁冶炼设备、纺织机器设备。后来因朝廷决定修筑卢汉铁路，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原在广州所订购的机器设备又随张之洞运到了武汉，从而推动了武汉近代化发展的步伐。

　　晚清武汉的官办及其它由官府参与的企业，之所以经济效益很差，与主持人张之洞的思想作风有关, 如政企不分，实行衙门式管理。

　　湖北的官办企业，除了像湖北枪炮厂这种不计亏盈的军工厂外，其它官办企业尽管产品是为了市场销售，希望能够盈利，但仍带有官府传统作坊的色彩，要服务于官府的特殊目的或需要，企业自身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湖北织布局和湖北纺纱局投产之初盈利较多，却被张之洞挪用填补汉阳铁厂的亏空，最终导致企业亏损。

　　企业的管理权掌控在官府委派的总办、会办、提调等人手中，他们都是有品秩的政府官员，以衙门作风管理企业，像湖北织布局，总办为了显摆官威，平素身着官服，连进车间巡视都要乘坐绿泥大轿。这些人只管执行上级指令，组织企业生产，却不负责企业亏盈。官办企业统管太死，一切经费开支都须请示张之洞，总办连100串铜钱的审批权都没有，于是养成企业管理者无所用心，因循泄沓，遇事观望，相互推诿，加上冗员闲职太多，从而导致企业经营混乱，铺张浪费，包袱很重，更甚者则损公肥私、贪污中饱。这样的企业，焉有不亏损的道理？

　　除官办企业外，还存在三种官商共同参股经营的形式，即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与官办招商集股，这三种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官府在自身财政困难、官办企业效益差的情况下，想通过这种方式利用民营资本，另一方面，民营资本也想利用官府这张虎皮保护自己权益。但事实上，在这些企业里，经营管理权仍操诸官府委派的官吏手中，商人股东不仅没有管理权，连股本有时也被官股吞噬。如湖北纺纱局，原为官商合办，官股与商股各占50%，可商人股东不能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要求官作保护、商为经理。后因官商矛盾无法调解，张之洞决定收回官办。结果造成湖北的官办企业以及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办招商集股企业，凡是由官吏经营的，到头来都陷入亏损的境地。因无法维持，除湖北枪炮厂外，都被迫走上招商承租的道路。

　　湖北新政的实业建设成就有限，还与张之洞用人的缺陷有关。除蔡锡勇具有经办近代工业和文教事业的才识之外，张之洞缺乏李鸿章所用的盛宣怀、唐景星、徐润、郑观应一类人材。张氏所用者，多半“损下益上”，官气十足。张氏也常发感慨“所用非才”。

　　张之洞在湖北兴实业屡遭挫折，这一事实向人们昭示了一个重要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用移接的外科手术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把新生产方式发生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创造出来；只有打破宗法专制制度的桎梏，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

• 上一页
• 1
• 2
• 3
• 4
•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