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9）
二、1911年粤汉、川汉铁路风潮曲折发展
由于各地的商办铁路组织散漫，财力单薄，清廷便进一步推行其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国有”的政策。1911年1月，清政府委盛宣怀为邮传部大臣，以“利用外资开发实业”之名，先后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一千万日元，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准备实行铁道国有政策。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上谕，内称：
中国幅员广阔，边疆辽远，绵延数万里，程途动需数阅月之久。朝廷每念边防，辄劳宵旰，欲资控御，惟有速造铁路之一策。况宪政之咨谋，军务之征调，土产之运轮，胥赖交通便利，大局始有转机。熟筹再四，国家必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淮。商办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旷时愈久，民困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 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销。[ 《辛亥革命》（四），第339—340页。 ]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实质是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控制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同时，这个国有政策，对于粤汉、川汉铁路以前征发的商股，或者还本不还息(如湖北、湖南)；或者只发还六成，其四成给无利股票(如广东)；或者发给国家保利股票(如四川)，这更直接危及上述省份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激起前所未有的铁路风潮。
首先起来反对“铁路国有”的是湖南绅商和筑路工人。早在铁路国有上谕公布之前，湖南旅京人士已经风闻这一消息，转告长沙加以抵制。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和邮传部，表示湖南境内铁路湖南人有能力自筑，无须另借外债，并电请湘籍京官设法挽救。 5月10日邮传、度支两部给四省督抚的电报传到湖南后，湖南咨议局当天致电有关省分咨议局，倡议共同力争取销铁路国有政策。5月14日长沙各界万余人集会，反对铁路国有。5月16日，在长沙各界代表往巡抚衙门请愿的同时，铁路公司长(沙)株(洲)段工人一万多人也停工进城示威，反对清廷卖国卖路。随着形势的严重，湖南巡抚杨文鼎派出巡防队、警察队持枪巡逻，并出示禁止民众集会。湖北与湖南毗邻接壤，同为粤汉铁路经过之地，利害上休戚与共。“湘省既踊跃于前，则鄂省不得不勉力于后。”[ 武汉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页。] “盛宣怀奏请取消鄂路商办后，湖北京官由哈汉章等联名抗争，且指劾盛宣怀罪状多端。湖北谘议局亦刊发传单，于(阴历五月)十一日在四官殿铁路公司聚集军商学界会议，对付借款问题”[ 《民立报》1911年]。
为争回路权，湖北各界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进京，“以与各省谘议局议长准于四月朔在北京联合会筹议挽救之法”[ 《时报》辛亥（1911）四月初四日。]。
四月二十六日，在汉口六渡桥宪政同志会开会，为汤化龙饯行，来宾不下数百人。与会者，“先后演说，多以国势阽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败政府尚在梦中，专持消极主义，大好山河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谈者伤心，闻者堕泪”[ 《时报》辛亥（1911）四月初四日。]
汤化龙入京时，“亦自谓路亡与亡”[ 《民立报》1911年6月7日。]，但不久朝廷正式下达铁路国有的诏书，汤化龙等人也“热念却消”[ 《民立报》1911年6月7日。]，加之汤化龙、张国溶抵京后，“三次来电，请刘心源晋京协同力争。刘始以老病相却，继竟置之不复”[ 《时报》辛亥（1911）五月十日。]。汤化龙失去支持，遂从力争自办转而主张“改变方向，隐收民有之实效。其主张如下：一、本年四月以前之民款，不向政府索回，仍归入路股；二、要求邮传部发给商民股票；三、要求邮传部嗣后商民有愿附路股者，仍准随时加入；四、要求邮传部准川鄂湘等省设置查账会，有稽查铁路用款之权”[ 《民立报》1911年6月15日。]。这些主张显然是要收敛保路运动的锋芒，去争取某些实利。然而，由铁路股东成立查账会稽核铁路收入的要求也被清政府拒绝，其蓄意侵吞民间铁路股份的用心已显露出来，这不仅引起广大民众的愤怒，代表绅士阶层的立宪党人也到了无可退让的地步。
1911年6月8日，湖北咨议局柬邀四川派赴两湖和广东的代表江潘、周代本、吴炳臣三人来咨议局，其时议长汤化龙赴京未回，由副议长夏寿康和常驻议员十七人与之会商，决定对邮传大臣盛宣怀滥借外款，“收路于民，转奉外人，丧尽国权”的行径采取一致抵制行动，并认已经在京的议员郑万瞻为湖北与湘川粤省代表的全权代表，另加派一二人前往协助。咨议局还联合绅、学、商各界集会，发表演说和宣言。争路风潮又趋向高涨。
在辛亥年间，湖北绅商围绕铁路问题，“外表虽公同力争，其实际则分激烈、和平两派”[ 《时报》辛亥（1911）五月十日。]。激烈派包括谘议局，汉口各保安会、自治会，这些团体认为，铁路国有“必陷吾民负担重债……故主张以激烈对待”[ 《时报》辛亥（1911）五月十日。]。和平派如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商务总会各机关，因见前两年收股不及五十分之一，此后人心懈怠，更难收股，“不如权借外债，审慎支用，即以铁路盈余，按期摊还，故主张以和平对待(即要求监察用款之权也)”[ 《时报》辛亥（1911）五月十日。]。由于商办铁路公司等组织的领导人多为清政府官僚，“所抱皆消极主义，固无与政府抗争之志也”[ 《时报》辛亥（1911）五月十日。]。
至于清政府湖北当局，则对“拒款保路”运动采取禁阻措施。宣统元年(1909）湖广总督陈夔龙离任时，发表文告，恐吓争路权的民众，宣称已“通饬有司各衙门，凡遇造谣生事，不安本分之徒，……惟有按章究办”[ 《趣报》宣统元年（1909）十月二十三日。]。瑞澂出任湖广总督后，更对争路运动施加高压。“鄂督(瑞澂)自闻湘人争路之信，即电劝湘抚勿以退让酿事。不意鄂人对于此事亦正具有同心，全国铁路拒款联合会即由鄂人发起。瑞督闻之，即饬巡防、警察各员弁妥慎查防。”[ 《时报》辛亥（1911）五月初九日、十二日。]瑞澂认为，汉口各处“屡有演说国债路政等事，言词过涉激烈。……易起讹传，不可不思患预防”[ 《时报》辛亥（1911）五月初九日、十二日。]。并指示巡警道：“传知商学绅民，嗣后遇有开会演说，应遵章先期报知，警区派员旁听纠察；并随时饬警侦探，如有私行集会、言语谬妄情事，立予禁阻。”[ 《时报》辛亥（1911）五月初九日、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