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2）
（三）东京总会与南洋支部之争
1908年秋，为适应南洋地区同盟会分支机构蓬勃发展的需要，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等在新加坡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并新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
与东京《中国同盟会总章》相比，这个分会总章在内容上有许多新的改动。如前者规定:“各支部皆须遵守本部总章，其自定规则，须经本部议事部决议，总理批准，方得施行。”而后者只规定:“本会各等规则专条，总以不违背支部号召及本会章程为范围。”前者规定:“各支部及其所属分会会员盟书及入会捐一元，皆由支部长缴交本部，换给会员凭据，转交本人收执”。 而后者则取消交纳入会费的条文，并规定:“凡主盟人收接同志人会后，须将盟书缴交书记注册，由书记汇交支部收存，发给底号，收执为据。”盟书并不上缴本部换取会员凭据。前者规定:“各支部每月须报告一次于本部。”[分别引自《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 ]后者根本无每月向东京总部报告会务的条规，而在南洋支部通告中，只要求南洋各地团体通信地址变化或新立团体时，须通知南洋支部，再由南洋支部转告各团体。分会章程不仅增添了不少不符合总会章程的新条款，而且自始至终不提东京总会及与东京总会的隶属关系，更不呈报东京总会审议通过。从中隐然显露出孙中山抛开东京同盟会在南洋另建革命指挥中心的意图。这也证明，陶成章、张继等人指责孙中山、胡汉民“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6页。]，不是空穴来风。
（四）中华革命党成立之争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谭人凤回到东京。这时，东京同盟会业已瘫痪，无人操持会事，谭人凤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6月10日，孙中山自檀香山秘密来到日本。不久，赵声、黄兴继至。谭人凤要求孙中山改良同盟会会务，孙中山表示同意。随后，宋教仁往见孙中山面谈，孙中山因对宋一度支持章炳麟、陶成章不满，愤愤地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追问其故，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当时宋教仁未予争辩。次日，宋教仁将孙中山的话转告谭人凤，谭非常气愤，拉着宋教仁一同去质问孙中山，说：“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孙中山理屈词穷，于是表示，“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但此后因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孙中山于24日匆匆离开日本前去南洋。谭人凤不解其故，认为孙中山“暗地而来者，又暗地而去，置党务予不议不论”，“于是亦遂大不慊于中山矣”。[《谭人凤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9-360页。]
孙中山之所以对东京同盟会持不议不论的冷淡态度，首要原因就是东京同盟会一些人对他的激烈攻击，令他感到十分气愤，这一点在宋教仁面前已经直言无讳，此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孙中山没有透露，那就是当时他正在海外重建中华革命党，以取代中国同盟会。1910年2月，孙中山将美国旧金山进步青年组织少年学社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分会，同时，又将同盟会盟书改名为中华革命党盟书。参加者称中华革命党党员，誓词也由同盟会原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随后，檀香山、纽约等地也照此仿行。
孙中山此次与谭人凤、宋教仁发生摩擦后，离开日本于7月19日到达南洋槟榔屿，随后南洋支部也由新加坡迁来。此间，孙中山着手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的工作，一方面“通告南洋英荷两属，令仿美洲党员新例，将盟书内中国同盟会会员字样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05页。 ]一方面以《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为蓝本，制订新的章程。南洋是中国同盟会在海外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地方，孙中山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的通知发出后，曾使南洋一些同盟会员其中包括邓泽如等一些分会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不断有人来信询问原委。孙中山给南洋各分会的解释，是为了“名实相符，且可避南洋各殖民地政府之干涉。”说法、英两属地在1908年容纳河口起义退入其境的革命党人，等于已公认革命党为政治团体。“若同盟会之名，在各殖民地皆未注册，彼官吏可视为私会，非如革命党之名有案可稽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7页。]孙中山上述解释，实际上都很勉强，至少不是主要理由。第一，中国同盟会与其所实行的革命宗旨并不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何况，既然改称中华革命党是为了名至实归，那么，改正之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保留中国同盟会名义?第二，中华革命党在南洋亦属秘密团体，不可能申请注册。法英殖民政府虽勉强容纳河口起义后流亡入境的战士，也不等于承认革命党为政治团体。这一点从孙中山此次在南洋遭遇中即可得到证明:“予本拟遍游南洋英荷各属，乃荷属则拒绝不许予往，英属及暹逻亦先后逐予出境。”[《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42页。 ]第三，如果说，南洋改名是为了避免法英荷各殖民地政府的干涉，为何在被孙中山称为“结会联盟，皆无所禁”的美国，却在南洋之前改称中华革命党?
实际上，孙中山改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与东京同盟会诸人的关系破裂。
二、长江流域革命团体创建
孙中山放弃东京同盟会另立新党，使东京同盟会总理形同虚设，会务长期无人主持，党人内部围绕策略问题异议渐起。
（一）对一味用力于华南沿海起义的批评
孙中山长期将革命目光聚焦于两广等华南地区。在他本人追述的十次武装起义中，大多发生在华南沿海，尤其是广东、广西两省。这当然有其客观原因，诸如华南沿海便于利用海上交通购运武器弹药，同时又临近香港、澳门，便于起义人员进出聚散；其次，华南远离清朝统治中心，在革命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符合乘间蹈隙、攻弱避强的军事进攻原则。此外，华南为中国侨乡，尤其南洋华侨绝大部分是福建、广东人，在这一地区发动起义，便于在海外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募集捐款。
早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当有人问及“中国如此广大，选择革命基地，究以何处为宜”时，孙中山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