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2）(3)
杨玉如、谭人凤的记载，在关于共进会的组织经过方面大同小异，唯在共进会组织的原因，即东京同盟会忽视长江流域经营的责任上，前者归咎于主持同盟会会务的黄兴、胡汉民，后者则直指孙中山放弃东京同盟会另组同盟会南方支部为大本营。谭人凤犹觉言不尽意，接着进一步借题发挥，对孙中山的为人做事进行评论：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统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首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子[梓]琴丶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则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 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糜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2页。]
谭人凤对孙中山的上述看法，也许并不完全公允，却反映了当时倡导组织共进会的一帮人的心理。
共进会尽管以同盟会宗旨为宗旨，以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但该会成立本身证明它对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东京同盟会组织涣散，行动迟缓不满，而且对同盟会长期将革命战略重心放在华南沿海地区不以为然。1908年，共进会发起人分头回国，随后在川、鄂、湘、赣等省相继成立分会，其中由孙武等人在武汉设立的湖北共进会后来果然发展成为武昌起义的两大革命团体之一。
（三）光复会重建
在共进会之后，主要由长江下游人士组成的光复会，1910年2月在东京脱离同盟会重新建立门户。1909年夏陶成章返回日本，看到 “东京总会名存实亡，”因此产生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念头。陶成章对章炳麟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 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9页。 ]这一提议得到章炳麟的赞同，于是在1910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推章太炎为正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燮和、沈钧业、魏兰在南洋组成执行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光复会的重建，直接原因是陶成章、章炳麟与孙中山一派的激烈矛盾冲突，其中也包含对孙中山忽视长江下游地区的不满。
（四）中部同盟会酝酿
以发动长江中下游起义为职志的中部同盟会，酝酿于1910年8月。其缘由及经过，两位当事人居正与谭人凤均有记述。
居正在其《辛亥札记》中记述中部同盟会起源时写道：
其时总理在北美，克强在南洋，东京本部无人主持，形势非常涣散。迄六月，赵伯先自新加坡来，会谭石屏、宋钝初、林时爽、张简亭诸兄，日商革命进行事宜。宋钝初主张长江革命，有组织中部同盟会之必要。谭石屏力韪其议。谈次结果，由谭石屏年长发起，约定时日，邀集在日本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开会于小石川区左宗远寓所。钝初指划方略，分几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进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庶几一举而成。赵伯先性急，谓太迂慢。与会同志，群认革命为牺牲品，想不到及身而可以收功食报，故咸主急进。最后由谭石屏提出“事权统一，责任分担”， 以不限时期为原则。就此决议，分途进行，所谓中部同盟会者由此发端。[《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2-113页。]
谭人凤回忆，他眼见东京同盟会涣散停顿，非常着急，要求总理孙中山进行整顿，孙中山先前虽然答应，后来却不辞而别，为此对孙中山大为不满，谭人凤文称：
因与赵伯先等商改组，以长江为进行地点。伯先极端赞成，于是约张懋隆(四川人)、林时爽(福建人)、李伯中(四川人)、陈勤宣(安徽人)、周瑟铿、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枢(湘人)会议于宋钝初所寓之寒香园，盖钝初亦倡议之一人也。同盟会初成立时，本有五都名义，乃议作中部同盟会办理。[《谭人凤集》，第360页。]
居正、谭人凤的回忆，都肯定了中部同盟会的发起者是宋教仁、谭人凤等，用意于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展示了一种新的革命战略。
1910年夏，赵声由新加坡至日本，征得其赞许，十一省同盟会负责人在日本东京宋教仁寓所寒香园举行会议，宋教仁在会上提出“革命三策”：
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第10号，第93页。] 多数参会者以为——
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 《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总第10号，第93页。]
在中部地区发动起义，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共识。
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还有一战略构想：一地首先举义，诸省迅速响应，尽量缩短战乱时间。故黄兴等一再嘱咐武汉同志“暂行忍耐”，不可一省轻举。[ 见《黄兴集》，第62页。]
三、中部同盟会成立，湖北首义诸省响应方针制定
（一）谭人凤赴汉
1911年2月4日（一月六日），谭人凤应召，由日本抵达香港，协助黄兴、赵声筹备广州起义。当夜谭人凤在向黄兴询问反清起义计划后指出，广州起义的总计划既在会师长江，那么，在江、浙、皖、湘、鄂各省就必须设立机关，联络军人，以备响应。因此，谭对赵声、黄兴说：“南京之事，向谋之矣，若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赵、黄询问具体办法，谭人凤说：“今居正、孙武二人日夕为武昌谋，惟缺于资，不能设立机关，以张大其势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给于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计日可定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上海书店1982年印行，第277页。]黄、赵即给谭两千元，让谭次日乘轮北上。
1911年2月23日（辛亥年正月底），谭人凤由香港经上海到达汉口。谭此次来汉是奉黄兴之命，为联络两湖革命党人配合广州起义而来。
谭人凤到达汉口时，文学社、共进会在新军、会党及学界中的势力已经相当可观，这在本书第二章作过介绍。
据杨玉如、李廉芳等回忆，由于“武昌革命党人是一伙无名的热血青年”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5-37页。]，具有埋头苦干、不竞声华的特点，采用的又是不假外援、独自在新军内部秘密发展革命组织的方式，“故湖北人在海外者，有言武汉第据中心，财富械足，新军知识冠各省，易于发动，他省同志闻者，斥为臆说，即湖北在外同志亦不明真相。”[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1961年台北版，第16页。 ]
湖北留欧学生是最早一批与孙中山交游、参与欧洲同盟会筹建的人员，但与孙中山关系并不亲密，所以武昌起义前的湖北革命组织，孙中山几乎一无所知。黄兴曾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并从这里被推荐去日本留学，对武汉的了解远胜孙中山，但他对武汉各革命组织的派系及领导人也不清楚，曾经长期误将居正当作湖北共进会领导人，以致引起湖北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对同盟会的不满，为武昌起义后孙武附和黎元洪、反对孙黄埋下种子。
至于几乎由清一色新军士兵组成的文学社，因系秘密革命组织，又对穿长衫的文人及海外留学生存有戒心，故文学社外界知道的人更少。初次专程来汉联络革命团体的谭人凤，除知道湖南同乡胡瑛为文学社领导人外，对其他人十分陌生，以致在与文学社的蒋翊武、李长岭、罗良骏会面时，“见翊武如田舍翁，土头土脑；长岭如老学究，腐气薰天；良骏如贵公子，纨绔未脱；心初不慊，颇漠视。”经胡瑛解释：“子勿误，湖北党人都有百折不回志气。本社（指文学社）尤埋头苦干，不以外观夸耀者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3页。 ]谭人凤才改变了当初的轻慢态度。
谭人凤这次在武汉先后与文学社的胡瑛、蒋翊武、李长岭、罗良骏等人相晤，又与共进会的居正、孙武等人会面，介绍广州起义筹备情况及长江流域响应之事，谭说：“今春决在广州起事。谋既定，款亦有着，最短期间当能实现。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希望急起响应。”[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2页。 ]因为在此之前，居正已经得到黄兴亲笔信，大意谓“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钦廉虽失败，而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2页。]这次谭人凤又当面转达黄兴等人请求湖北革命党人响应广州起义的计划，并将所带活动经费800元分别交共进会的居正和孙武。居正等人遂根据与谭人凤会商响应广州起义的计划，先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租房屋一栋作为总机关，复租一室于武昌胭脂山为分机关，又在武昌黄土坡开一酒馆作为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