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2）(2)
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如形势于我有利，而于敌不利，则随处可以起义。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北京为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万方响应，是为上策。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逆氛。南京虎踞东南，形势所在，但必须上下游同时起义，才有成功希望。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处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
可见孙中山并未固执华南，而是以“有利”与否、条件成熟度决定在某处起事。但同时孙中山又认为：
不过从现在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见《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同盟会长期将经营重点放在华南沿海地区，与同盟会领袖骨干成员的地域来源有一定关联。同盟会是以中国各省赴东京的留学生为主体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由于当时留日学生以南方各省为多，所以，在同盟会的领袖或骨干成员中，除河北人张继外，几乎都是南方人。这种人员构成，影响到同盟会骨干成员的相互关系及革命起义地点的选择。同盟会领袖孙中山是广东人，他的几位亲密战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是其广东同乡。凭着他们对广东及其毗邻地区的了解认识，长期在华南沿海发动起义，将在海外华侨中募集来的经费，提供给设在香港的南方支部使用。这在当时地域观念、省界意识浓厚的氛围下，容易引起其他省籍党人的非议，认为孙中山一帮人“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
此外，华南起义屡起屡仆的经验教训，使人们对孙中山、黄兴实行的临时招募会党在边境地带发难的方式产生质疑，加上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内部纷争以及其中夹杂的个人恩怨，多种因素纠合在一起，从而引起长江流域各省籍革命党人对孙、黄的华南起义路线产生不满。
湖北革命党人杨时杰认为：
革命潮流，一日千里，进步甚速，中国革命似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专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我们长江的党人都想从腹地着手。尤其是我们湖北人，就想在湖北干起来。孙、黄总不大相信，所以我先约刘仲文回来做准备工作。......我们这次自告奋勇，总要做点事业给孙、黄看看。[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湖南革命党人谭人凤在一次与胡汉民的激烈冲突中，气愤地争辩称：“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谭人凤集》，第360-361页。]这尽管是一时气话，却真实地表达了谭人凤的心声。辛亥革命后谭人凤回忆此次与孙中山、胡汉民的争执时，看法依旧没有多大改变：
中山以总理资格，放弃责任，而又不自请辞职，同人不得已商议改组，非同盟会负中山，实中山负同盟会也。胡汉民以窃权固宠之心，欲奉中山为终身总理，并敢藐视东京同志，不足言办事。今试问，满廷之颠覆，东京人为之耶，抑南部人为之耶?..... 南部前后糜款不资，究竟有何效果?吾当日谓‘天下事断非珠江流域所能成’，盖轻视其人，而因轻视其地也。[《谭人凤集》，第360-361页。]
在此背景下，同盟会原来的骨干分子各谋发展，自行组织革命团体。
（二）东京共进会成立
共进会的组织酝酿于1907年4月，同年8月正式成立于东京。发起人为湖北刘公、居正、孙武，湖南焦达峰、杨晋康，四川张伯祥，江西邓文晕，贵州王武，云南吕志伊，安徽方汉城，浙江傅梦豪，广东聂荆，广西刘玉山等同盟会员和留日学生。该会会员大多数为长江流域人士。
关于共进会发起的背景及经过，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一书设专节作了系统说明：
先是同盟会成立后，党务虽日见发展，后因清廷与日本交涉，取缔中国留日学生，阻遏革命，风潮甚恶，总理亦不能常住日本，遂将党务委黄兴、胡汉民二人办理，而兴等亦只注重同盟会南方分部，对于长江流域革命事业未遑经营；于是中部急进党人，颇不能耐，遂由川人张伯祥（会党中负有声望者，亦同盟会会员）、舒祖勋，鄂人彭汉遗，湘人焦达峰、陈作新，赣人邓文辉，皖人方潜等在日本东京倡议组织共进会。[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页。 ] 当时与闻其事的谭人凤，后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时追忆道：
七月(八月)抵东京，克强已先我至。时同志中有焦达峰(湖南人)、孙尧卿(湖北人)、张伯祥(四川人)、赵伸(云南人)等十余人，以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拟结一有实力之团体，照绿林开山立堂办法，分道扬镳。刘霖生极表赞成。适克强与余先后返，克强不甚同意，余以为反文明而复野蛮，尤力持不可。然渠等之意志已决，卒印刷章程、条例，奋励迸行，内地之有共进会，盖即由此时分出者也。[ 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