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9）(4)
各国领事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并发出严守中立布告，一是由于湖北军政府宣布承认外国人权益，二是由于汉口争夺战中的民军赢得“刘家庙大捷”，显示出立足已稳的态势。
关于汉口各国领事对民军的态度转变，李西屏有一简明记述：
初瑞澂逃至汉口，要求各国领事以兵舰炮击民军，德领事可其请，惟单独不能行动，乃开领事会议，冀得多数赞同。各国领事以军政府承认外人利益及已订各约，并不与各国敌对，既无损于其侵略中国，遂不热心于干涉。当时并传闻法领事罗氏又与孙中山先生友善，知中国革命之意义，见民军宗旨正大，举动文明，力言武昌首义以改良政治为目的。俄为领袖领事，英法视俄为转移，日本亦以英之马首是瞻。乃拒瑞澂之请，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宣布中立。[ 李西屏：《武昌起义纪事》，《李西屏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刘家庙大捷后，湖北军政府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布文告慰劳汉口商会和同胞，高调赞扬军政府的外交成功——列强宣告民军为“独立交战团体”，并“布告严守中立”，指出此一难得的外交成就，肇因于民军的英勇战斗和商会绅民的热烈支持。文告曰：
我同胞伯叔兄弟，可知各国已布告严守中立乎？此严守中立之布告，何自而来？乃有诸将校兵丁之战胜，及我商会绅民诸伯叔兄弟之馈送干粮饮料，及荷锄持棒助战追击所致也。盖非数十万兵民一心确守国际公法，不加损害外人与私人财产，彼何能蘧认我为独立交战团体乎？......义旗所指，胡儿之魂魄皆飞；众口一呼，共和之政体成立。故外国见此情景，亦脱帽为礼，慰我军士。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之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本都督受众同胞推举，代表兴师起义，深恐才绌力薄，不足以副重望，今见兵民诸同胞如此勇果，获此战利，不竟欢跃之至。[《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326页。]
汉口刘家庙之捷，是民军在阳夏战争中胜利的顶点，此后形势渐转困顿。
三、民军贻误乘胜追击良机，汉口战局转危
刘家庙之战获胜，民军本应乘胜前进，但汉口前线指挥、湖南新宁人、原新军管带何锡蕃（1873~？）却借此收兵。前线指挥部所属敢死队长徐兆斌自告奋勇，坚主进击滠口方面之敌。何锡蕃即以徐兆斌为前卫，其余各部跟进。从刘家庙到滠口的铁路线，有一窄长隘路，四面是湖水，中间有三座铁路桥，京汉铁路由此通过，为军事必争之地。民军曾两次占领三道桥，却未坚固设防，终被清军占据。10月20日上午，徐兆斌率队猛攻，行至滠口附近铁路桥北，尚无动静，徐误认为敌未设防，继续麾众而前，不料清军埋伏的机枪齐发，徐兆斌中弹退至桥上落水而亡。何锡蕃则用手枪自击左臂，托言受伤，回武昌请示。前线战事由统带、河南信阳人谢元恺（？~1911）代为指挥。
谢元恺虽出身旧军官，但作战勇敢。经过一番部署，他身先士卒，由铁路桥上纵列前进，因目标显著，损失甚大。两次进攻均告失败，前线民军便决定筑工事以守。兵力仍集中刘家庙一线。
10月20日，民军由武昌陆续增兵刘家庙，下午开始向刘家庙以北、滠口以南的沙口试攻，在三道桥附近，清军以玛克沁机枪扫射，民军退回谌家矶造纸厂。
10月21日，民军越沙口铁桥。清军混成三协协统王占元“收集散亡，退至滠口”[王树楠：《武汉战纪》，《辛亥革命》(五)，第231页。]，北来之清军主力也陆续运至孝感—滠口一线。据日本总领事馆10月21日下午的情报说，“闻华人密探报告，由北京开来之旗军大部队七列车，十月十九日已到祁家驿”，“目下官军大部队驻屯祁家驿与万家店之间”[ 《日本驻汉总领事馆情报》，第四报，《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1961年1号)，第552页。]。
10月22日，民军得到消息，说萌昌变更作战计划，拟分三路进攻汉阳、汉口、武昌，为预防清军迂回战术，民军收缩前哨阵地，集结于刘家庙。
10月23日，清军推进至二道桥布设炮位，并以步兵两标进至造纸厂附近。民军则于刘家庙江岸车站前挖掘战壕。当日清军发起进攻，被民军击退。在这天的战斗中，“百姓临阵聚观者甚众。当战局急迫时，几欲徒手援助”。
10月24日，民军向清军三道桥前哨展开攻击，清军管退炮一营至，火力猛烈，民军向刘家庙退却。
10月25日，两军维持原有阵地，无大战斗发生。
这一阶段，清军以无关紧要的零星战斗为掩护，作大举进犯的准备；民军则议论未定，且一再临阵易将，优势逐渐丧失。
何锡蕃离职后，10月19日军政府派旧军官、直隶故城人张景良（？~1911）任汉口前线指挥。张景良任总指挥的时间，其说不一，当事者如熊秉坤说为10月26日；《武昌革命真史》正编120页说是10月18日；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三日记》说张于10月19日受命，20日渡江，因胡鄂公系逐日记载，故此说较可信。张景良原系清第八镇第十五协第二十九标统带，武昌起义入军政府任都督府参谋长，旋因策反黎元洪被看管。10月中旬，张忽自请赴汉口前线杀敌，为民军立功。党人正因三道桥之役对何锡蕃不满，论旧有资历，张景良又在何锡蕃之上（张原任标统，相当团长；何原任管带，相当营长），见张有“报效革命”之热忱，以为可以一试。也有人怀疑张的可靠程度，最后由蔡济民出面担保。蔡在党人中威信很高，又是原二十九标的排长，是张景良老部下，大家见有蔡出保，也就通过了。其实蔡济民对张景良并不了解，完全出于旧的上下级关系，结果铸成大错。张景良行前，军政府颁发了简短作战命令，明文指定“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准备进攻滠口之敌”[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31页。]。
张景良奉命后即赴刘家庙成立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除原有的以外，新增加第五协熊秉坤部。刚成立的第六协杨载雄部则接防武昌。张景良作为指挥官，理应积极筹划军事，整饬营队，侦察敌情，准备用品，而他却全不理会，对上也不反映情况，军政府有什么指示，照转而已。
正当汉口前线民军贻误战机之际，清军却加快了强化阵容的步伐。10月27日，清内阁奉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湖北前线陆海军均归袁节制调遣；[ 《辛亥革命》（五），第337页。又见《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7页。]命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冯国璋（1859—1919）总统第一军、安徽合肥人段祺瑞（1865—1936）总统第二军，均归袁节制调遣。[ 《辛亥革命》（五），第337页。又见《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7页。]又应荫昌之请，清廷将大量弹药运往前线，隆裕太后（1868~1913）还下懿旨，“着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拨给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 《辛亥革命》(五)，第336页。]。总之，清方从人事、械弹、饷糈诸方面作好了准备，一场大攻势即将开始。
10月26日拂晓前，因民军青山炮队瞭望疏忽，清舰得以偷入谌家矶，炮袭民军散兵战壕，民军牺牲五百余人。清军在海军掩护下，攻占刘家庙。清舰退走后，民军反攻，于当日下午收复刘家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