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44）(3)
汉阳失败之因，据内部人来沪报告，乃由于事权军令之不一。得此惩毖，足使我民自知病痛所在。[ 《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留沪代表宋教仁等致各省谘议局电》，《辛亥革命》(五)，第396页。]
汉阳失陷后，奋勇军统领王安澜曾发一布告，主要强调北军机枪火力猛烈：
汉阳、汉口之失，虽由兵不用令，实因敌军机关枪过于猛烈，以致人人寒胆也。[ 《奋勇军统领之布告》，《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2月18日。]
这些分析都是平实之论，然尚未超出就事论事。
阳夏战争就力量对比而言，虽然清军的装备超过民军，但双方实力悬殊并不大。综合各方面材料估算，清军投入阳夏之战的人数约为两万多，民军(包括湖北民军及湖南等各省援军)也在两万人以上。不过，清军是久练之师，民军多为临时召集的新兵；火力方面，清军拥有民军所缺少的野炮、新式管退炮、玛克沁机枪；战役前期，清方有海军助战，这都是清军优于民军的地方。
然而民军义战多助，受到武汉市民的热烈支持，士气十分高昂。在汉口争夺战中，“给养不及时，战士忍饥一二日继续抵抗；受伤者忍痛不肯下火线，经红十字会抬入医院后，神经错乱中尚不忘战争；枪伤未愈者，力请再上火线，因之伤口复发，终致不治。市民则主动煮饭，蒸馍，向火线输送，不怕危险，民气之盛，由此可见”[辜仁发：《辛亥革命阳夏战争述略》，《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90页。]。而清军南下时“兵士皆神气沮丧，涕泗横集，有放声大哭者”，行至保定，“各标半多逃走”[ 《神州日报》1911年10月23日。]；到武汉后，市民见清军即人人喊打。民军、清军的士气恰成反照。汉阳保卫战，民军更地处形胜，而全国的局势发展对民军亦十分有利。所以，民军虽在军事实力上略居劣势，却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
总之，民军在阳夏之役中，完全有取胜或打成平局的可能性，而只要在汉口或汉阳形成僵持性的平局，袁世凯向南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就会少得多，民国初年的全国形势也许另是一番情景。
由于武昌起事仓猝，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袖远在美国及香港，蒋翊武、刘公、孙武等湖北革命首脑，或避、或伤，群龙无首的起义者只得推举非党人的旧军官黎元洪出任都督。此举虽然对稳定湖北武汉局势，号召全国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使湖北军政府一开始就呈现一种畸形状态，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军政领导。黄兴赶至武汉时，此种大局已经铸成，非个人力量所可扭转。湖北军政府的这一弊端，给阳夏战争的失败埋下伏笔。
综观民军在阳夏之役中的弊端和失误，大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指挥不统一，内部不团结
这种情形主要表现在汉阳保卫战阶段。此役的参加者回忆说：“我军退守汉阳以后，革命阵营已不如从前团结，各同志意见渐见分歧，瞻念前途，令人慄惧。”[郭寄生：《辛亥革命前后我的经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98页。]当时的状况是，都督与总司令权责不明，黎元洪与黄兴貌合神离，军务部长孙武、参谋部长吴兆麟等人与黄兴意见明显相左，黄兴主张“全力收复汉口，不肯分散兵力”[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207页。]；孙武则认为民军两万人不应摆在汉阳一地，而应派兵分守汉阳上游蔡甸等地；吴兆麟更坚决反对进攻汉口，并得到孙武支持，而作为最高统帅的黎元洪则模棱两可，因为如果进攻汉口获胜，“黎的威望当然随之提高”；与此同时，他又要吴兆麟“径向黄兴陈述意见，阻止进攻，万一失败，表示黎也有先见之明”。[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207页。]而黄兴就在内部歧见迭出的时候，断然发起反攻汉口，结果惨败而归，并大大加深了民军内部矛盾。
至于新到的湘军与鄂军之间，更有种种不和因素，特别是在战斗遇挫之际，湘、鄂军更是互相指责，甚至争相后退。而军政府和总司令部对湘、鄂两军不和的严重问题，并未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日本总领事馆在给本国政府的情报中写道：“湖北兵与湖南兵之冲突复日益加剧。自本月十七日战役以来，湖南兵一向领先奋战，湖北兵则有逃避锋锐之嫌，是以湖南兵对湖北兵之怯懦行为颇为愤慨；且待遇方面，湖南兵月饷七元，湖北兵则为十元，故湖南兵更不满。自二十三日以降之大激战而后，湖北军湖南军干部间亦加深冲突，尤以二十五日晚间达于极点，致失去协力作战之精神。”[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四十三报》，《辛亥革命资料》(《近代史资料》1961年1号)，第582页。]
与民军不团结状况相比，北洋军内部聚合力则强固得多。虽然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军心不稳，汉口争夺战期间，士兵逃亡甚多，但这支由袁世凯长期经营的军队，各级官佐效忠“袁宫保”的信念还是相当坚实的。荫昌返京后，袁世凯、冯国璋又在前线公开宣传，此役非满汉种族战争，乃是政治集团战争，是北南权益之争。此说对于激励这支由汉人组成的北洋武装的战斗意志，是颇为奏效的。加之北洋军官兵相习，命令能贯彻到底，虽有败退却不致溃乱。凡此种种，使北洋军的战斗素质超过民军。
二、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
对旧军官不分良莠，一概录用，有些反动分子竟被委以重任，也是民军在阳夏之役，尤其是汉口争夺战中失利的一个原因。
一场突发的革命战争，在革命军方面需要录用具有军事知识的旧军官，这在中外革命史上是通例（俄国国内革命战争，红军便大量使用旧军官）。问题在于，必须对这些旧军官有所鉴别，任用得当。武昌起义以后，黎元洪出任都督，许多汉族旧军官纷纷参加民军，熊秉坤回忆说：“自黎出之风一播，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如杜锡钧、何锡蕃等。”[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45页。]这对刚刚组建起来的民军立即投入作战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何锡蕃等旧军官在战斗中虽然表现不十分出色，稳重有余、奋勇不足，但却基本上是尽职的。然而，对有些反动的旧军官，如张景良、成炳荣等授以要职，则是军政府的失策。“张景良原系第八镇张彪部下统带，与铁忠、宝瑛有亲戚关系，首义后，归顺革命军，由于黎元洪的援引，当上了军政府的参谋长。”[辜仁发：《辛亥革命阳夏战争述略》，《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89页。]但张景良始终“身在曹营心在汉”，10月15日，“闻清廷派兵增援，张是晚失常态，欲挟黎作异图”，“李翊东持议以张正法，其部属蔡济民、高尚志念旧，不忍置诸死地，力为解脱，下狱中”[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53～54页。]。出狱后，黎元洪又委任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此刻汉口战事正烈，张到任后，消极怠工，不发作战命令；10月27日，正当两军相持，不分胜负的关键时刻，“张景良突焚粮台，前线动摇”[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58页。]，致使清军长趋直入，进抵市区，汉口陷落之势无可挽回。
旧军官成炳荣的庸劣及其对民军的危害，已如前述，由武昌突袭汉口失败，与成炳荣颇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