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3）(4)
11月30日，都督府中炮起火。傍晚，黎元洪乘机率亲信秘密出走，并拟将府内六十万两现银运往阳逻，置兵舰上备用；又派邝杰赴葛店准备驻所。黎元洪企图效法瑞澂，一旦武昌失守，就携银登舰逃跑。与黎元洪仓皇出走的同时，军务部长孙武为避兵锋，亦自行出城“办公”。该晚，吴兆麟、蒋翊武巡视回城，不见都督黎元洪，以为黎到洪山宝通寺战时总司令部去了，吴、蒋遂赶至洪山，闻黎已去葛店。12月1日上午，蒋翊武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等持手书，快马追去。黎元洪该日傍晚行至王家店驻扎，甘绩熙等赶到，请黎元洪回洪山，黎不允，甘绩熙责以大义，黎亦不听。甘、吴、谢三人计议，由吴兆鲤回报，甘、谢随黎候此。
黎元洪出走后，孙武回城。党人公议推总监察刘公负责维持大局，一切政令须总监察认可方得施行。但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却反对由刘公主持大计。军务部要员、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公开表示不服从刘公调遣；至于孙武，虽与刘公同是共进会同志，此时却处处表现出不合作姿态。内务部周之翰见状，为刘、孙作调解，并以汉初陈平、周勃共扶汉室为喻，希望刘公、孙武“平勃交欢”，共同效力革命。但孙武并不接受劝告，一意扩张私人势力，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摩擦。而党人内争为黎元洪重掌军政府大权提供了机会。当时在军政府任参议的查光佛后来回忆说：
此数日中，武昌已成无政府状态。都督府顾问兼编制部长汤化龙先已化龙飞去，理财部长胡瑞霖托召募公债，挟多金去沪，孙武本人留在城中，他的家属却在别处安置。残散士兵，满街都是，居民逃散，家人相寻，机关员役，所存无几，四方投效的人，有的还在上书言事，有的行装甫卸即后悔不应入此危城，起义人有的说都督去则去耳，我们自有人在，意在孙武；有的说何患无都督，某人可信任，意在张振武。在此种情况下，黎元洪及其左右亲信，诚恐都督一席有变，所以不请自回。[查光佛：《武汉阳秋》1914年本。]
这样，黎元洪出走后，革命党人失去重新掌握湖北军政府的时机，亦无力扭转武昌城内的混乱局面。黎元洪见南北停战之约签订，事有可为，遂从葛店赶回武昌，重掌军政府大权。
第二节 从停战到议和
正当湖北军政府彷徨无定之际，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势力加紧了和平攻势。
占领汉阳以后，袁世凯对形势的分析是：虽然武汉战局北军暂居优势，但全国总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北军却十分不利。袁世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明了这一点：“乃汉口甫下，海军继叛；汉阳既克，金陵复失。”[ 《武昌起义清方档案》，《辛亥革命》(五)，第325页。]袁世凯认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一味用兵，以孤悬于京汉线南端的北洋军同湖北民军继续抗争，很可能会被切断退路，丢失老本。因此，占领汉阳后，袁世凯立即电阻冯国璋进攻武昌，并加紧与民军和谈的步骤。清方的其他官僚政客出于保存较多既得利益的意图，也竭力主张抓住汉阳战胜的时机，“罢兵息战”。如直隶保安会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说：“汉阳克复，军事虽利，人心未回。杀戮愈多，益难收拾。若乘此战胜之后，罢兵息战，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保全中国，维持皇室，端在此时。”[ 《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辛亥革命》(八)，第144页。]
正是出于“乘胜以议和”的谋略，袁世凯在阳夏战争停顿下来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助援之下，对民军频频发起和平攻势。
一、列强的“助北压南”方针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无论是身处国外的孙中山，还是在扬子江畔浴血苦战的湖北革命党人，都期望从被他们视作楷模的西方各国那里得到对革命的支持，“然而，他们不仅丝毫没有获得西方外交家与银行家们道义上的支持，相反，他们遭到公开或暗地的反对”[ N·彼弗尔：《中国：一个文明的崩溃》，纽约，1930年版，第111~112页。]。这是因为，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它们在东方的竞争对手。列强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宗法专制状态，继续充作列强掠夺、分噬的对象，成为它们输出资本的理想场所。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和阳夏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帝国主义列强一致对革命持反对态度。法国银行团代表卡西涅描述的四国银行团的看法颇为典型：
我们认为，这场革命，对我们毫无益处。
满清王朝的继续存在，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
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国家现在不适于成立共和政体。[ H·克罗莱：《司戴德传》，纽约，1924年版，第418页。]
至于如何保存“满清王朝”的问题，列强认为，清廷应当起用一位“强有力的人物”，这位“强有力的人物”便是列强一致瞩目的袁世凯。
英国外交大臣葛垒（今译格雷）1911年11月15日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复电中说：
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第56号“英国外部葛垒致英使朱尔典电”，《辛亥革命》(八)，第314页。]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则称袁世凯是“弱国中的强人”，只有依靠这个“强人”，才能维持中国的固有秩序。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在给美国银行团的报告中说得更为露骨：
如果清政府交给我们的朋友袁世凯以他所要求的权力——即组织内阁和创造一个责任政府的权力，那么，南方的革命终将失败。[ H·克罗莱：《司戴德传》，纽约，1924年版，第418页。]
然而，袁世凯的出山，并未如列强所想象的那样创造“奇迹”，各省的革命烈火非但没有迅速被扑灭，反而在不可阻遏地蔓延开来。日本外交大臣内田曾失望地说：“原指望袁世凯再出东山，能够收拾时局，但袁自进京以来，依然一筹莫展，甚至首都形势亦日趋险恶。”[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第253页。]列强意识到，“依靠武力行为来恢复旧观，已全无指望”[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第58页。]。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开动机器，帮助袁世凯用和谈手段，同革命党人周旋，以“调和南北，使南方接受在清王朝减弱的统治之下的立宪政府”[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第58页。]。为此，朱尔典建议：由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贷款，保证袁世凯“顺利地度过谈判时期”。后来，由于革命党的坚决反对，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贷款的计划告吹。但帝国主义列强“助北压南”的方针却并未改变，并日益直接地插手于南北和谈。在这方面，英帝国主义显得特别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