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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史》(连载53)(4)

辛亥革命网 2015-07-31 15:21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张笃勤 查看:21900
正当民军与清军在汉阳苦战、袁世凯施放和谈诱铒之际,活跃于上海的江浙士绅,派遣庄蕴宽来汉,传达他们对大局的意见。

  11月30日,都督府中炮起火。傍晚,黎元洪乘机率亲信秘密出走,并拟将府内六十万两现银运往阳逻,置兵舰上备用;又派邝杰赴葛店准备驻所。黎元洪企图效法瑞澂,一旦武昌失守,就携银登舰逃跑。与黎元洪仓皇出走的同时,军务部长孙武为避兵锋,亦自行出城“办公”。该晚,吴兆麟、蒋翊武巡视回城,不见都督黎元洪,以为黎到洪山宝通寺战时总司令部去了,吴、蒋遂赶至洪山,闻黎已去葛店。12月1日上午,蒋翊武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等持手书,快马追去。黎元洪该日傍晚行至王家店驻扎,甘绩熙等赶到,请黎元洪回洪山,黎不允,甘绩熙责以大义,黎亦不听。甘、吴、谢三人计议,由吴兆鲤回报,甘、谢随黎候此。

  黎元洪出走后,孙武回城。党人公议推总监察刘公负责维持大局,一切政令须总监察认可方得施行。但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却反对由刘公主持大计。军务部要员、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公开表示不服从刘公调遣;至于孙武,虽与刘公同是共进会同志,此时却处处表现出不合作姿态。内务部周之翰见状,为刘、孙作调解,并以汉初陈平、周勃共扶汉室为喻,希望刘公、孙武“平勃交欢”,共同效力革命。但孙武并不接受劝告,一意扩张私人势力,在革命阵营内部制造摩擦。而党人内争为黎元洪重掌军政府大权提供了机会。当时在军政府任参议的查光佛后来回忆说:

  此数日中,武昌已成无政府状态。都督府顾问兼编制部长汤化龙先已化龙飞去,理财部长胡瑞霖托召募公债,挟多金去沪,孙武本人留在城中,他的家属却在别处安置。残散士兵,满街都是,居民逃散,家人相寻,机关员役,所存无几,四方投效的人,有的还在上书言事,有的行装甫卸即后悔不应入此危城,起义人有的说都督去则去耳,我们自有人在,意在孙武;有的说何患无都督,某人可信任,意在张振武。在此种情况下,黎元洪及其左右亲信,诚恐都督一席有变,所以不请自回。[查光佛:《武汉阳秋》1914年本。]

  这样,黎元洪出走后,革命党人失去重新掌握湖北军政府的时机,亦无力扭转武昌城内的混乱局面。黎元洪见南北停战之约签订,事有可为,遂从葛店赶回武昌,重掌军政府大权。

  第二节 从停战到议和

  正当湖北军政府彷徨无定之际,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势力加紧了和平攻势。

  占领汉阳以后,袁世凯对形势的分析是:虽然武汉战局北军暂居优势,但全国总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北军却十分不利。袁世凯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明了这一点:“乃汉口甫下,海军继叛;汉阳既克,金陵复失。”[ 《武昌起义清方档案》,《辛亥革命》(五),第325页。]袁世凯认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一味用兵,以孤悬于京汉线南端的北洋军同湖北民军继续抗争,很可能会被切断退路,丢失老本。因此,占领汉阳后,袁世凯立即电阻冯国璋进攻武昌,并加紧与民军和谈的步骤。清方的其他官僚政客出于保存较多既得利益的意图,也竭力主张抓住汉阳战胜的时机,“罢兵息战”。如直隶保安会在致内阁的电文中说:“汉阳克复,军事虽利,人心未回。杀戮愈多,益难收拾。若乘此战胜之后,罢兵息战,自行谦逊,宣布共和,最足示大公于天下。保全中国,维持皇室,端在此时。”[ 《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辛亥革命》(八),第144页。]

  正是出于“乘胜以议和”的谋略,袁世凯在阳夏战争停顿下来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助援之下,对民军频频发起和平攻势。

  一、列强的“助北压南”方针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无论是身处国外的孙中山,还是在扬子江畔浴血苦战的湖北革命党人,都期望从被他们视作楷模的西方各国那里得到对革命的支持,“然而,他们不仅丝毫没有获得西方外交家与银行家们道义上的支持,相反,他们遭到公开或暗地的反对”[ N·彼弗尔:《中国:一个文明的崩溃》,纽约,1930年版,第111~112页。]。这是因为,西方列强不希望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它们在东方的竞争对手。列强的如意算盘是,让中国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宗法专制状态,继续充作列强掠夺、分噬的对象,成为它们输出资本的理想场所。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当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和阳夏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帝国主义列强一致对革命持反对态度。法国银行团代表卡西涅描述的四国银行团的看法颇为典型:

  我们认为,这场革命,对我们毫无益处。

  满清王朝的继续存在,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

  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国家现在不适于成立共和政体。[ H·克罗莱:《司戴德传》,纽约,1924年版,第418页。]

  至于如何保存“满清王朝”的问题,列强认为,清廷应当起用一位“强有力的人物”,这位“强有力的人物”便是列强一致瞩目的袁世凯。

  英国外交大臣葛垒(今译格雷)1911年11月15日在给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复电中说:

  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 《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第56号“英国外部葛垒致英使朱尔典电”,《辛亥革命》(八),第314页。]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则称袁世凯是“弱国中的强人”,只有依靠这个“强人”,才能维持中国的固有秩序。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在给美国银行团的报告中说得更为露骨:

  如果清政府交给我们的朋友袁世凯以他所要求的权力——即组织内阁和创造一个责任政府的权力,那么,南方的革命终将失败。[ H·克罗莱:《司戴德传》,纽约,1924年版,第418页。]

  然而,袁世凯的出山,并未如列强所想象的那样创造“奇迹”,各省的革命烈火非但没有迅速被扑灭,反而在不可阻遏地蔓延开来。日本外交大臣内田曾失望地说:“原指望袁世凯再出东山,能够收拾时局,但袁自进京以来,依然一筹莫展,甚至首都形势亦日趋险恶。”[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第253页。]列强意识到,“依靠武力行为来恢复旧观,已全无指望”[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第58页。]。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开动机器,帮助袁世凯用和谈手段,同革命党人周旋,以“调和南北,使南方接受在清王朝减弱的统治之下的立宪政府”[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第58页。]。为此,朱尔典建议:由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贷款,保证袁世凯“顺利地度过谈判时期”。后来,由于革命党的坚决反对,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贷款的计划告吹。但帝国主义列强“助北压南”的方针却并未改变,并日益直接地插手于南北和谈。在这方面,英帝国主义显得特别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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